当前各地都在积极探索进行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在这一过程中，长期积累而成的一些体制机制性障碍和金融危机后形成的阶段性新问题集中暴露出来，形成影响和制约当前产业结构调整有效进行的难点。

    一、部分行业“一哄而上”可能形成新一轮产业结构趋同，高水平重复建设或将埋下产能过剩新隐患。

    记者采访中发现，从沿海地区到中西部省份，从传统产业到新技术领域，由于各地对调整结构、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迫切渴望，而宏观统筹布局调控又不到位，一些产业和行业再次出现“一哄而上”的局面，使新一轮产业调整埋下了结构趋同、重复建设的隐患。
    在山西、内蒙古等煤炭主产区，记者了解到，绝大多数地区都将产业结构调整的“突破口”选择在煤化工和重大装备制造业领域。为了实现转型，各地纷纷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大型煤化工企业和重大装备制造企业前来投资和生产。比如，两座相距仅两百多公里的城市都把煤制油和天然气、煤机制造、重型汽车及零部件生产等作为重点扶持项目，建立规模庞大的重大装备制造园区，并不惜以配置煤炭开采权或“零价格”重组等优惠政策，吸引大企业、大项目。
    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复明认为，从某个地区或企业来讲，依据自身资源禀赋进行结构调整，加大对原有产业的改造、升级，延伸产业链条，是理智和合理的。但是，当众多类似地区不约而同地“一哄而上”向同一方向调整时，就会形成一种“集体谬误”，产生新一轮的结构趋同问题，“就像大家都从一年级升到了二年级，但还是同一个年级”。全国政协委员李德水也指出，在一些传统产业，如钢铁、电力等也存在一种盲目建设问题。他说，大家都搞技术改造、争上大型先进设备、扩大产能，这就可能出现高水平重复建设和更严重的高水平产能过剩。
    对新技术领域和新兴产业，一些地方也存在一种强烈的投资冲动，不甘落后，争上项目。近年来，许多地方纷纷上马多晶硅项目，致使多晶硅产量成倍增长。然而，金融危机使多晶硅产品价格一路狂跌，每公斤多晶硅价格从3000元降至1000元左右。但是，当前一些地方对作为光伏产业上游产品的多晶硅项目仍热情不减，据统计，全国仍有多个省、市、自治区预计投产多晶硅项目。有关专家担忧，这种“一哄而上”的盲目调整或将造成新一轮的重复建设，投资越大，未来产能过剩的压力就越大，对今后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阻碍就越大。

    二、一些地方“为了投资而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出现“过度超前现象”。

    记者调研时发现，目前，各级地方政府都推出了刺激经济的投资计划，其重点投资方向无一例外地指向了基础设施建设。一些专家和基层干部指出，这种形势下，一些地方政府仅仅是“为了投资而投资”，超前建设，乱上项目，一些曾被明令禁止的项目也改头换面重新出笼。
    今年4月，深圳市与中山市联合向广东省政府提交了建设“深中通道”的报告。这样一来，加上已立项的虎门二桥、欲建的莲花山大桥、即将上马的港珠澳大桥，以及在用的虎门大桥、黄埔大桥，珠江口将出现6座跨海大桥，建设牵涉资金逾1200多亿元。专家认为，随着珠江口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各种客货运输需求迅猛增长，建设跨海大桥的要求势在必然。但是，短期内相继建设如此高密度的跨海大桥，是否科学合理，值得商榷。沪蓉高速黄石长江大桥建成后，最近在这座大桥上游一公里处又在兴建新的长江大桥。当地干部群众对此感到难以理解。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温彬说，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实现“保增长”目的，大上项目，大量投资，有时仅仅是为了“把钱花出去”，却没有清晰的投资方向和目标，无法形成长期的有效供给。这种超前建设、盲目投资，挤占了企业技术改造资金，从而削弱了新技术产业发展动力，得不偿失。（下转第二版）
    采访中，四川省经济信息中心主任漆先望还指出，即使在需要进行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的地区，也存在投资结构选择问题，比如，铁路占地是高速公路的1/3，运价是公路的1/4，能耗是公路的1/5，运输能力却是公路的几倍，投资时就应该适当倾斜发展，而许多支线机场却没有建设的必要。

    三、新形势下的结构调整面临诸多刚性制约，更艰巨、更复杂、更具考验性。

    当前阶段的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是在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速下滑等新形势、新背景下进行的，因而面临着比以往更多的刚性制约，复杂性和艰苦性严峻考验着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能力。
    首先，资本积累能力下降，转型投入资金缺乏。
    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市场需求不旺，企业效益下滑，资本积累能力下降，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普遍减少，使地方支持企业升级、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转型资金明显不足。以山西省为例，今年一季度，山西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比去年同期低6.8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6.9个百分点；从投资来源上分析，开工不足、利润下降、亏损面扩大，导致企业的自筹资金同比下降了40%；从反映技术改造投资的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来看，前3个月的仅完成投资67亿元，同比下降4.3%。
    其次，经济要素短缺，转型发展支撑能力不足。
    当前各地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多是依赖于一些重大项目的建设投产，而这些重大项目普遍需要相应的土地、环境、人才和技术等资源和条件支持，但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工业用地紧张、环境容量不足、水资源短缺、人力资源不够丰富等问题难以一时解决，客观上迟滞了结构调整的速度和质量。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一些煤化工项目、重大装备制造项目，动辄需要几百亩、上千亩的土地，而日趋紧张的用地指标使地方政府左右为难。如中西部某省，其一年的用地指标为10万至11万亩，而仅在建的3000公里高速公路就占用了8万亩，可控的工业用地指标被压得很小。另外一个地级市境内在建的一条高速公路，竟将全市当年用地指标全部占完，一些投资几十亿的产业调整项目处于无地可用的“窘境”。
    第三，日趋加重的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形成“硬约束”。
    专家指出，一方面，长期以来，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为特征的粗放式发展方式，造成了我国资源浪费和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另一方面，我国是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今年又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承担碳减排的责任越来越大。这使我们面临的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的任务更加艰巨。在新一轮以投资为主导的结构调整中，既要尽可能加快项目建设以拉动结构调整步伐，又要坚决防止“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的项目上马，真正实现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
    第四，创新能力不强、动力不足仍需加大鼓励扶持力度。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依赖于出口并以加工制造为主，研发和营销“两头”在外，这种历史形成的创新能力不足问题难以迅速改变。四川省经济信息中心主任漆先望认为，由于创新和研发工作投入大、见效慢、风险高，目前地方政府和企业创新积极性仍然不高，即使是当前最火热的多晶硅和风电机生产等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也都主要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产业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从长期看，必然影响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的提升，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四、缺少有望引领经济实现新一轮高速度、长周期增长的“亮点”。

    从历史角度看，任何一次经济危机都是全球产业结构布局的“洗牌”过程，有的被淘汰，有的脱颖而出，成为引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一轮世界经济长、短周期都进入下行阶段，更是一次全球产业结构布局重新脱胎换骨的大调整，所有国家都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都有机会寻找并占领新一轮高速度、长周期增长的“引领产业”，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可能是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漆先望认为，引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亮点”，有时是一种体制变化，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有时是一种产业支撑，如汽车产业、房地产业等。近几年来，全球性的能源危机、气候变化给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蕴含了很多的机遇，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和推广，既可有效缓解能源短缺与气候变化带来的约束，又可能形成巨大的市场潜力，可能成为占领“后石油时代”的经济发展的制高点。然而，由于目前新能源发电成本远高于传统能源，我国尚未制定出台具体的新能源应用鼓励政策，而且财政资金未来有没有钱补、能不能补到位等都令人担忧，所以我国新能源的大规模商业开发前景仍不明朗。
    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红宇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许多体制机制性问题有待破解，数以亿计农民工变市民问题无法解决，农业产业化和工业集约化进展艰难，这些都让城镇化的引领能力变得扑朔迷离。
    专家分析认为，以上种种问题和难点，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领域形成的一些体制机制性障碍和金融危机后新形成的一些阶段性困难的集中暴露，重复建设和“一哄而上”、投资过度超前等问题，实质是因地方政府以追求GDP为最高目标所导致的；各种刚性压力的产生，则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进行整体转型过程中，必然要为此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付出的代价。(参与撰稿记者丛峰、陈忠华、刘军、张先国、车晓惠、孙英威、李伟、周国洪、吕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