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不带偏见、不追风，能静下心来细细评读一下乾隆帝的题画诗，你会感觉到他那渊博的学识、深谙书画的修养以及他那洒脱无拘的胸襟。如题王穀祥的《花鸟图》，诗云：“五五三三朵，潇潇落落姿；翩然来翠雀，小住得横枝。岂羡雕笼好，那知暖窖宜；以幽闲适性，画者具深思。”语言朴实无华，然却妙趣横生，读来轻松，回味无穷。这诗情，哪里像是一个皇帝，简直就是一个田园诗人。
　　近期，也不知是什么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网络上频出诸如《“毁画不倦”的乾隆》、《落到乾隆手上，是赵孟頫的悲哀》等文字，把乾隆帝喜欢在历代书画名迹上加以题跋、题诗和钤印比作“点赞狂魔”大加鞭笞，似乎要对那位死了几百年的乾隆来一个重新审判。
　　在此，我无意要为乾隆帝予以辩护。但，细看那些讨伐乾隆的文辞，就其文风乃至遣词来看，实在是没有资格来评说乾隆。尽管乾隆帝在部分古代书画名迹上的题跋、题诗、钤印过多，有碍作品的审美。
　　其实，对乾隆这一行为，我们不是不可以讨论或是批评，但讨论和批评必须以历史的观点来分析和看待。务实的学术研究者，对待历史上任何人任何事，都要客观、公正、历史地看待。其道理很简单，就像我们今天评价乾隆帝的功过，其是非标准不可能一字不改地延续乾隆朝的所有“官方”史料文字；当然，也不可以简单地以今天的是非标准去裁定乾隆帝。那么，对待乾隆喜欢收藏历代名家书画作品并因编纂《石渠宝笈》而乐此不疲地题跋、题诗和钤印的行为也应如此，不能简单而又武断地以“毁画不倦”来加以定性。
　　从现有文献和实物资料来看，在画面上题诗始于宋徽宗赵佶，宋徽宗是一位诗书画三绝的艺术家，他不仅工丹青，更是以其独具风格的瘦金体书法彪炳百代。如此，他的诗书画汇集于画作上，从而构成了诗、书、画融为一体的崭新的艺术图式，极富东方文化独特的审美韵味。自此，画面题诗的风气便盛行起来，而且这一风雅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从严谨的角度而言，书画作品上的题诗、钤印，理应以“不侵画位”、“不伤画局”为前提。
　　不过，话又说回来，何为“不侵画位”、“不伤画局”呢？中国传统绘画不同于西洋绘画，满纸都是有笔触、有色彩的绘画元素，不为题款、题诗和钤印留位置。中国传统绘画则不同，尤其是传统文人画，不仅在创作伊始就要考虑题款、钤印的位置，还要强调留白。以本人多年对绘画的研究及创作实践，绘画的“留白”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甚至是不确定性。具体而言，“留白”既是“知白守黑”的需求，也是方便自己日后有感而发时再次题跋(这类案例很多)，也有是考虑他人或后人收藏时的题跋和钤印。因此，传统绘画的空白处，哪儿能题跋哪儿不能题跋，哪儿能多题哪儿不能多题，都没有固定模式的禁区和非禁区。即便是钱谦益所说的“余观古人书画，不轻加题识。题识芜烦，如好肌肤多生疥疠，非书画之福也(《绛云楼题跋》)”，也只是一家之言，并非是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清规戒律。
　　乾隆作为一国之君，政务之余雅好诗文本无可厚非。乐于在历代书画作品上题诗、钤印，也不是他个人的首创。在他很多题诗、钤印的书画上早已有历代文人和书画家题诗、题跋、钤印在先，为何乾隆帝就不能了呢？臣子蔡京能在皇帝赵佶的画上题诗，乾隆皇帝在历代“臣民”的书画上题诗、钤印，难道就是大逆不道？
　　记得2004年《古典文学知识》第4期刊发了陆钦先生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诗情画意多神韵——评乾隆帝题画诗的美学观》，从诗学和美学的层面解读了乾隆帝题画诗，客观、公正地评价和肯定了作为一代皇帝的诗学造诣和审美高度，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其实，只要不带偏见、不追风，能静下心来细细评读一下乾隆帝的题画诗，你会感觉到他那渊博的学识、深谙书画的修养以及他那洒脱无拘的胸襟。如题王穀祥的《花鸟图》，诗云：“五五三三朵，潇潇落落姿；翩然来翠雀，小住得横枝。岂羡雕笼好，那知暖窖宜；以幽闲适性，画者具深思。”语言朴实无华，然却妙趣横生，读来轻松，回味无穷。这诗情，哪里像是一个皇帝，简直就是一个田园诗人。
　　至于乾隆帝的书法，也是学有渊源，法度严谨。他虽贵为帝王，但他的书法却端正庄严，丝毫没有骄横跋扈的霸气，而是有着非常亲和的亲民之相。单凭这一点，就值得我们今天很多装神弄鬼的“书法大师”深刻反省和学习的。
　　临了，我要说的是，如果硬要说乾隆帝在历代书画名迹上题诗、钤印有暴殄天物之嫌，那么，这一行为远比二十世纪中叶砸毁、撕毁、烧毁文物的那场浩劫要高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