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东西，至少接近瑞士同等水平。论心灵手巧，他们赶得上西方。 “他们做出来的东西，至少接近瑞士同等水平。论心灵手巧，他们赶得上西方。但设计和机械结构层面，会有差别。”然而，在钟表界，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马旭曙很忙，在接受采访的一个小时里，不断有电话打进。“对方想约我见面谈合作。”马旭曙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在这次来深圳参加第25届国际钟表展之前，他就已经接了一些有合作意向的电话，约他在展览期间见面。
　　自去年参加巴塞尔国际钟表展起，马旭曙就引起了多方关注。“独立制表人”这个老外主导的领域，忽然多了一个中国面孔。
　　在此之前，中国香港的矫大羽1992年加入独立制表师协会（A.H.C.I.），被看作中国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制表人。2010年，另一位中国制钟师许家宝成为A.H.C.I.候选人，再次续写了中国独立制表人迈向国际的篇章。2013年，马旭曙参加巴塞尔钟表展，成为中国独立制表人话题中又一位重要人物。
　　A.H.C.I.规定，有资质的钟表师需申请通过后方可成为候选人，之后连续三年参加巴塞尔展，并且每年都有一款自己独立制作的钟表作品通过协会认可才能成为正式成员。马旭曙如今已有三件作品通过认可，距离A.H.C.I.正式会员一步之遥。
　　
　　国内需要独立制表人
　　
　　随着中国钟表产业的迅速发展、钟表发烧友及收藏家的不断增多，国内市场对独立制表人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我身边大概一百个表友里，有六七十个都和我说过想定制专属自己的表。这还仅仅是我身边的表友，如果群体稍微扩大点，足够十个瑞士独立制表师几年的工作量了。”国内知名钟表文化学者与研究者、中国钟表协会收藏研究会执行委员白映泽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中国钟表协会常务理事、瑞辉钟表有限公司董事长沙胜昔认为：“对独立制表师作品有需求的人群，集中在四五十岁的稳定高薪收入者，品位高，对钟表有很大爱好。这部分人会越来越多。”
　　这种需求也被钟表企业所觉察。飞亚达从对高端表销售的客户回访中发现，中国钟表消费市场正趋于个性化需求，消费者更关注钟表的情感与精神。通常，一个人有了一块满足其身份地位的瑞士好表之后，他的第二块、第三块表就需要更加个性化。
　　尽管西方有许多经验丰富的独立制表人，但由于地域及语言文化差异等方面的问题，并不能充分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我们当然希望有既了解本土文化又制表精良的中国人。”白映泽说。而且，独立制表人的工作不限于设计新表，他还必须有能力把旧的表款和部件重新改造。
　　第25届深圳国际钟表展上，钟表企业高层们也表现出了与独立制表人合作的期待。飞亚达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创越表示：“我们一直在寻找创意，独立制表师如果有合适的题材，双方能谈到一起去，以后会有机会。”天霸表董事总经理杨一军也表示：“未来我们会和独立制表师合作，这是产品丰富化的桥梁，能帮助产品创意的提升。”
　　事实上，独立制表人受关注，并不仅仅因为市场的需求。今年五月，由《Perfect Time 时计》杂志、“时计堂”发起的中华时计创意者联盟成立。这是一个聚集了从事钟表相关创作的华人群体，其中便包括从事独立制表工作的人。《Perfect Time 时计》杂志主编、钟表文化学者常伟将这个联盟称之为“民间的力量”，旨在借助民间力量推动中国独立制表人的发展。
　　在常伟看来，任何一个要发展钟表产业的国家，都需要工厂与个人两种力量，即钟表企业与独立制表人都不可或缺。“对于独立制表人作品而言，不仅在于价值的高低，还有归属的问题。瑞士人做得再好，作品的归属是瑞士，是西方。中国人也需要自己的制表人，表达自己的文化。不同国家都对钟表有自己的理解，这样钟表价值才能被挖掘。如果没有个性化的比较，钟表本身就只是商品了。”常伟说，“钟表的价值不在商品本身，而是钟表人对钟表付出的热情。但现在，我们放大的是企业品牌和LOGO，而不是制表人的精神。”
　　
　　钟表教育的缺失
　　
　　市场需求与人才现状之间，是无法弥补的鸿沟。“中国现在的钟表师几乎都是修表的，慢慢才懂做表。然而，国内修表精良的人也屈指可数。”白映泽说，“中国独立制表人的缺失最终是钟表教育的问题。”
　　在中国，钟表企业与学校合作专业项目并不少见，但往往都是为了培养售后服务人员，着重于制表人才培养的寥寥无几。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大学海亚克钟表学校，它是中国内地唯一一所提供系统专业培训的学校，由瑞士斯沃琪集团(Swatch Group)投资，与上海大学以及瑞士WOSTEP钟表学校合办，旨在培养专业钟表师以及瑞士钟表业售后服务的领军人物，“二加三”的学制规划，学生完成两年学校学习后供职于斯沃琪三年。
　　然而，即便是行业里领先的学校，也不是专注培养制表师。“这种是螺丝钉教育，毕业后你只能做钟表行业的一部分工作，斯沃琪培养的是维修师，不是制表师。”白映泽说。
　　相形之下，在瑞士，钟表教育则有着完善而实际的体系。据瑞士独立钟表师弗兰克?尤特兹（Frank Jutzi）介绍，瑞士的钟表职业学校有着四年学制，学生从第一年开始理论教育与实践相结合，两天在学校，三天在作坊实习。钟表作坊主会把可以提供的实习职位提交到政府，政府汇聚职位信息再提供给学校。在找到实习生之后，作坊主需要向政府交税，政府会把钱补贴给学校，相当于帮助学生付了学费。因此，瑞士钟表学校可以对瑞士学生提供免费教育。学生不仅没有学费的压力，在实习时还可以赚取工资。
　　目前，鉴于对制表师的需求，国内一些学校也有了提升钟表教育的意识。如上海工业技术学校在原先只提供职业培训课程的基础上推出了建立钟表相关专业的计划。“我们已经引进了瑞士的先进设备，打算开三年制的专业。虽然目前还是以培养维修人才为主，但是我们会从中发掘少数有天赋的学生，希望能把他们培养成制表师。”负责该课程的老师郭鸣说。
　　学校的教育机制只是钟表教育的一方面。比起瑞士，中国差得最远的是钟表文化的积累。在瑞士，小孩子会参观钟表博物馆，博物馆中有儿童钟表课堂。瑞士家庭中同样有很多钟会给孩子练习拆装，钟表世家的孩子更有机会在年幼时就掌握许多专业的钟表知识。
　　在白映泽看来，中国虽然欠缺钟表文化的积淀，但依旧有提升钟表教育的可能性。重庆欲打造西部最大钟表基地，许多业内专家学者并不看好。“要建一个钟表基地，把品牌都集中在那里加工，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到哪去找这些品牌？如何挖人？很难实现。所以还是教育问题，我们没有教育出这群人。”白映泽说，“如果把资金投入到教育，学校就可以买进瑞士钟表研究，可以把学生送出国，这些事都能做。一定要慢下来，把钱利用好。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大事。”
　　
　　让独立制表人不被埋没
　　
　　在国内钟表教育落后的情况下，独立制表人的修炼与提升更多仰仗个人自身的钻研和努力。目前迈向国际舞台的中国独立制表人只有矫大羽、许家宝和马旭曙，但和他们一样潜心创作的中国制表人却不止他们三位。常伟在深圳、东莞等地一共接触过十几位民间制表师，他们大抵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有自己的工作，制表完全是兴趣爱好；一种是有志向，希望能够成为真正的独立制表人。这些人生活比较清贫，愿为钟表付出热情是他们的共性。
　　在常伟看来，“他们做出来的东西，至少接近瑞士同等水平。论心灵手巧，他们赶得上西方。但设计和机械结构层面，会有差别。”然而，在钟表界，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经济条件、语言沟通、机遇运气……这些都可能是他们被埋没的原因。马旭曙原本也和他们一样，从17岁开始免费帮人修表，近50岁才有机会进入钟表行业工作。在好不容易有了制表工作后又辞职，在北京十三陵一带的郊区租了一间价格便宜的小屋继续默默研究。
　　幸运的是，他的作品被人放到网上并引起了关注。2012年，在A.H.C.I.副主席马克?朗（Marco Lang）来上海出席一个钟表活动时，马旭曙被介绍给了马克?朗。不懂英文的马旭曙在两个临时翻译的帮助下和A.H.C.I.建起了联系，他的创意得到了认可并成为候选人。为了成为正式成员，他要连续三年参加巴塞尔钟表展。“听说机票那么贵，都不想去了。”马旭曙说，自己的生活开支都是家里援助的，不能再问家里要那么多钱。最后，靠别人的无偿赞助，马旭曙才得以圆梦。
　　那些被埋没的制表人没有马旭曙这么幸运。“他们既没有品牌的平台和能力去推广自己，也无法单靠制表精神来打动别人。这就是独立制表人面对的残酷现实。”常伟说。
　　更深层的原因，常伟认为还是中国钟表文化软实力不够强大。“长期处于西方品牌的语境里，我们会失落。我们的企业精神和工匠精神都没有被挖掘，很多表匠自己都觉得低人一等，有些人做表的确做得很好，甚至是用生命在做，但他知道做这行会很穷。”
　　“我们要挖掘中国钟表的悠久历史，让民众对钟表文化有自己的理解。很多人认为我们无法与舶来品相提并论，品牌尚且如此，何况独立制表人。”在常伟看来，随着信息平台传播的扩大，钟表文化的问题会慢慢有所改观。“我们民间确实存在着工匠精神。未来三到五年，会有更多中国的制表师走向国际钟表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