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在社会发展到某一个阶段以前，中国人实际上并不拥有纯然的“私人历史”。这个观点在一定意义上是有道理的：曾几何时，政治意义压倒了一切意义，政治生活无孔不入地渗入了全部生活，既然不存在理想状态下的小国寡民，每一个人的命运起伏必然与大时代结合在一起也是顺理成章的。哪怕是从今天回首昨日，进行一番温情脉脉的“忆旧”，宏大潮流的影子依然会从点滴小事里泛上来。
　　女作家林那北所著，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宣传队，运动队》与其说是一部“散文集”，倒不如可以看成作者放下作家身份，扔掉惯有的写作技巧，对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回忆：在宣传队里跳蒙古舞，在运动队里学习体操，此外还有与长辈、姐弟的关系，少不更事的种种趣事……
　　然而私人化的笔触既还原了历史一角的真实之感，也将这一角所相连的全貌折射了出来。革命时代的特殊气氛决定了人们的性格和喜好，更决定了人们的命运走向——看似从容，实则跌宕，看似偶然，实则注定。正如作者所言：个体生命确实卑小，但是因为生于那片土壤，我们体内便不可避免地凝固着气节阴晴的温度与雨雪的气息。一叶知秋，个人的回忆也包含了时代的“全息图谱”，这在那一代中国人身上体现得格外明显。
　　而再次重读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之女陈愉庆的纪实文学《多少往事烟雨中》，让人首先唏嘘的也许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抉择，而是发生在北京的一则新闻：在地铁和公交的触角逐渐遍布城郊之时，常年的低票价政策也终于让运营单位不堪重负，终于酝酿上涨。由此引发的一个争议是，假如高昂的票价像某些支持者所言，能够换来乘车时的“好环境”，但在乎票价的人，又要让他们用什么方式出行呢？进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应不应该容纳如此多的人口，城市又应该如何去设计和经营，这样的问题重新摆在了人们面前。
　　已经很少有人还记得建国初期由梁思成、陈占祥提出的关于北京城市规划的“梁陈方案”，但人们也眼看着这座巨大的都市在一轮又一轮的扩张中失去了它的本貌，甚至偏离了城市居民对它的期求和需要。陈占祥悲剧式的思考和努力不仅与一个城市、一个时代有关，对于今天经济快车上的中国人，同样有着莫大的警示意义。
　　尽管“民间讲述”、“一个人的历史”这些与宏大观念反其道而行的概念也曾风行一时，但换一个角度想来，私人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赋予某种独特意义，恰恰是因为它们都包含着对大时代的重新认识、重新书写。而从私人留下了公共史的意义来说，任何人的记忆都是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