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是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人们称之为“首席魔鬼”。为了对抗这个“魔鬼”，世界各国央行自上世纪90年代始，采取了灵活的利率手段和明确的抑制通胀目标来控制价格。这个策略在本世纪初被广泛使用，被誉为经济腾飞的最有力保障。但是，福兮祸所伏。发达国家保持稳定物价的努力，也使金融危机如影随形。事实证明，通胀目标不仅没有控制住2008年的资产泡沫，更没有解决随后而至的大崩溃。货币总量不仅与经济发展失去了关联，稳定的通胀目标恰恰成了危机的诱发因素和经济复苏的障碍。这让市场参与者感到颇为不解。

　　近期，日本的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在货币市场中翻云覆雨，迅速成为汇率世界的一颗“新明星”，有好事者给他起了个外号：“东方伯南克”。对于廉价货币横行天下，从而诱发无可控制的通胀隐忧，黑田表示丝毫不担心。他在日前接受采访中，透露出日本央行振兴经济的一个新思路，即灵活应对通胀目标。换句话说，日本央行放弃了央行最本质的职责——控制物价。
　　当重量级央行放弃了通胀这个经济“指南针”的同时，廉价货币正充斥在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可以想见，我们未来的金融世界，将是一个充满了更多危机和变数之地。日元实施量化宽松以来，日本投资者加大了使用日元购买海外资产的力度。HSBC固定收益研究总监梅约尔估计：未来12个月内，日本将会增加5%至7%的外国债券投资数额，将有近1万亿美元的货币涌入环球债券市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和资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升值压力。世界，似乎即将进入以竞争性贬值为主要战术的货币战争。
　　将通胀“指南针”抛弃，并非黑田的独创。他所代表的恰恰是西方发达国家央行政策的典型思路。本次金融危机，是自大萧条时代以来最恶劣的经济危机。各国央行的对策也基本相仿，即向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注入大量廉价货币。但这种做法，在许多投资者的眼中，等于放弃了对实际通胀率的控制，央行承诺的所谓通胀目标，仅仅是名义上的政治参考因素。
　　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因素来源于市场的共识——即无论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有多么大胆，货币供应对信贷体系的影响非常有限。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根据布鲁金斯学—金融时报发布的环球联合复苏指数证实，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环球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IMF总裁吉拉德也表示，世界经济呈现三速状态，有的已经渐渐摆脱危机，有的则处于恢复状态，有的则仍处于麻烦之中，不平衡之势非常明显。
　　央行放弃通胀目标的做法，日前在金价中得到了反应。4月15日，黄金价格跳水，创造了近30年以来的最大跌幅，在一日之内跌去8.7%，相当于每盎司跌走了100美元，达到1355盎司/1美元。正如瑞银贵金属分析师卡达尔所说：“市场的疑虑情绪很重，对于央行独立性、控制金储的能力感到怀疑。”

　　廉价货币与通胀不再关联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央行对通胀的控制已经持续了30年之久。这使得人类历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价格稳定期。以美国为例，通胀已经由1979年的12%，降低至金融危机前的2%。与此同时，这种政策制造了美国国债长达30年的大牛市，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债券收益率由上世纪80年代的15%，下降到今天不到2%的水平。
　　分析者指出，这个成就建立在稳定的工资水平基础上。过去30年以来，发达国家就业人口的工资在GDP增长总量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央行意识到，只有控制工资的增长，将劳动力价格从GDP中挤出，才可能真正控制通胀。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逻辑是这样的：央行通过持续不断的利率调整，配之以将劳动力价格从GDP中渐渐挤出的努力，变相地压低了劳动力及其所属资产的价值，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汇率的稳定。对于环球企业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轻资产模式、使用最少的量化资本，建立跨国环球品牌，同时将生产环节外包，最大限度地降低劳动力价格，是非常自然的选择。
　　如果对过去30年的欧美股票市场建模，我们会发现表现最差的当属机械加工、汽车、房地产等重资产、且劳动力价格需求较高的板块。而轻资产领域，诸如零售、医药、食品和饮料等可以轻易跨越国境的板块，或是银行和保险公司这种劳动力成本和固定资产成本较低的服务行业，直至金融危机之前，表现都还是不错的。

　　央行的成功政策带来大麻烦

　　将劳动力价格挤出GDP，实现对通胀完全控制，具有极强的政治意义。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实施之初，公众舆论就开始意识到，通胀是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基于此，德国央行拒绝政府为刺激经济而实施放水的请求，而英国撒切尔保守党政府则更加无情，采用了高利率政策和紧缩手段，将经济中的泡沫成分挤出。紧随撒切尔之后是美联储主席沃克尔。撒切尔等西方政治家向全世界证明了发达国家政府对降低通胀的策略非常认真，将是一项长期的国策。
　　市场对于这种国策的接受程度很高。这使得在后来的30年中，市场对未来价格的增长预期与中央银行制定的通胀目标基本贴近。
　　美联储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最重要任务就是控制通胀数字，并根据既定的目标调控利率。这种努力使人们确信未来价格不会增长。应当说美联储的努力是成功的。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美国的失业率在1980年至1982年期间，由4.5%增至10.8%时，通货膨胀率却由12%下降至4.5%。同样，在2007年至2009年的经济危机中，美国失业率上升的速度也很快，但通胀率却由2.4%下降到1.7%，下跌幅度达到了1个百分点。
　　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控制通胀就变得更加容易了。失业者为了能够尽快找到工作，不惜主动降低薪资要求；企业由于库存的压力，不得不降低价格。2009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全球发达国家通胀已经进入负数时代，达到了-0.2%的水平。4年之后，通胀的水平依然较低，勉强达到正值。
　　但是，过于稳定的价格，却成为经济复苏的绊脚石。造成这个现象主要有两点原因：
　　首先，通胀上不去，通缩的隐忧渐渐笼罩。用IMF的话来说，通缩是“不会叫的狗”。一些经济学家分析称，稳定的通胀来自于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变革。西方有良好的社会福利制度，养活了很多懒人。他们的工作技能落伍退化，但却丝毫没有生存压力。许多人永久性地放弃了寻找工作，转而依靠国家提供的福利保护网生存。这些人不会参与到竞争性的社会环境之中，不会对工资和价格形成威胁。但一个缺乏竞争的市场经济是不会有任何发展希望的。
　　其次，为了防范通缩，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促成了人们稳定的价格预期。这使劳动力不会对工资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种预期同时保证了公司的稳定经营，控制了价格上扬。尽管危机重重，但人们知道价格不会下降，工人们不会接受削减工资。同样，企业面临工资压力，更不愿意轻易降低产品价格。但恰恰是这种稳定，造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复苏面临更加艰难的选择。
　　最近IMF新出台的报告对第二种观点给予了更深刻的解释。报告指出，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通胀对发达国家的就业率的影响越来越小。恰恰是这种弱化的关联，使美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没有陷入通缩。否则，至少会有3%的通缩率在前方等待。这一切的成就，来源于独力的央行利率策略。特别是自1990年以来，价格增长预期和央行制定的通胀目标基本相符。市场给予央行以极大的信任，认为央行能够较好的控制物价。但是，当价格被锚定之后，通胀与其它经济指数的关联就被渐渐弱化。
　　值得一提的是，低通胀却无法为经济发展提供增速动力。金融危机的发生根源恰恰来自价格稳定预期。在这种环境中，消费者可以任意透支信用，因为市场给他们提供了一种盲目的安全感。而金融危机之后，基于对海量宽松货币政策，廉价资金被注入实体经济之中，资产及金融产品价格飞速飙升。这使央行对通胀的控制更加严格。但是，在稳定的价格环境和预期中，在工资水平没有得到显著增长的前提下，对通胀的控制，却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使擅长投机、拥有各类资产的人士瞬间暴富，而工薪阶层则不断受到挤压。
　　更令人担忧的是，通胀与就业率的关联渐弱，使人们很容易对就业数字感到自满。因为在危机之中，稳定的通胀环境，失去了对消费者需求进行准确预测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央行是他们自己成功政策的牺牲品。

　　由量化宽松到质化宽松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央行振兴经济的策略大同小异，即通过扩大资产负债表的方式，达到增发货币、减少失业率和公共债务比例的目的，加速货币的竞争性贬值。为了实现这个策略，以美联储为代表的中央银行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与市场进行沟通的方式。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利用通胀指标实现社会共识。比如，2012年1月，美联储公布制订了2%的通胀目标。安倍晋三在去年年底上台前，也誓言要达到2%的国际通行标准。他们之所以要确定这个指标，就是防范廉价货币注入实体经济后，带来的通胀隐忧。因为一旦企业存有通胀预期，自然就会采取紧缩的策略应对，如停止招募、减少借贷，以避免未来利率高企而带来的损失。
　　应当说，制定通胀目标是一个很聪明的手段。以透明的通胀数字传播机制，使社会达成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这种通胀的出现，对经济复苏是非常关键性的因素。
　　其次，为引入更创新的思路而做准备。英国前金融服务局主席阿迪尔指出：量化宽松的本质是央行购买政府发行的债券。但如果政府发行债券的唯一目的是允许央行购买，那么发行的意义何在？央行为何不直接填补政府赤字的缺口？
　　特纳的提法颇有离经叛道之嫌，且需经过复杂的法律认证。但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发达国家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如美联储6.5%的就业率目前依然无法达到，他们很有可能使用这一招作为杀手锏，早在1948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曾经提出过相同的策略。
　　其三，利用就业指标推动就业率，从而实施一整套改革措施。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就业是决定国与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其实这个问题早在数年前就有答案了，但美国仍然做得非常不够。英国首相曾问过德国总理默克尔，德国经济强大的秘诀是什么？默克尔回答说：“没什么新鲜的，我们仍然在制造东西。”
　　今天，备受经济低迷困扰的美国，不停地问着同样的问题：“我们如何复制德国的模式？”答案却是不能。因为没有任何国家有如同德国般的对制造业的执著——16岁左右的高中生，约有一半人将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体系，40%的青年学生将成为学徒。与之相比，只有千分之三的16岁美国青年进入职业体系。而在大学教育方面，美国人做的更差，约有46%的人无法在6年内完成本科4年学业。
　　上个月，约有49万美国人因技能落后，已经完全放弃了寻找工作的努力，转而依靠廉价货币形成的社会福利安全网生活。与此同时，美国企业却有350万个就业岗位空闲。一方面招不到人，另一方面大量学位出现过剩趋势。美国15%的出租车司机拥有学士学位。较1970年上涨了15倍，甚至连看大门的人，都有5%拥有学士学位。现如今，只有博士和博士后学位才能享受稳定增长的工资收入。在技能的价格方面，美国与德国的差距也非常大。一个成熟的美国制造业工程师每小时的工资水平约为32美元，少于德国的48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