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迄今为止看过最不像杜琪峰的电影，但是又是最接近银河映像风格的电影。
　　《毒战》是杜琪峰影像风格的一个大转变，这种转变在早先几年已经有了不少的预兆。在香港导演北上片中，只有杜琪峰是最固执坚守自我影像风格的，其他许多导演面对这个庞大的内地市场，要不是炒冷饭，要不是东拼西凑，能变的东西早就变了。但是杜琪峰不，他一直都在摸索内地市场与敏感的审查制度之间那个平衡点，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题材，他宁愿拍一些爱情小品聊以自慰。
　　他在香港电影中最擅长的黑社会题材，警匪片题材筹备了很多年，迟迟不敢动手，怕是在最后关头通不过这道坎儿。前几年听说他对重庆打黑的题材感兴趣，这也算是一种主旋律吧，想着如果重庆模式没有遭遇变故，有这么大的一块保护伞，这种政治正确的警匪片应该早就上映了。世事难料，重庆打黑是不可能了，摇身一变成了《毒战》。
　　我之所以说这部电影是最不像杜琪峰风格的电影，很大程度上，那种浓厚的香港味道已经失去了精髓，影像风格更接近前些年内地火热的纪实纪录片的风格，那种粗粝、本土化影像看的时候多少有些怅然若失。
　　
　　图香港导演杜琪峰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这里面所有的元素还是杜琪峰和银河映像的，几场快准狠的枪战场景让我们恍若回到了港片时期的杜琪峰。尤其最后一场大战，无论场面的调度，还是乱中有序的穿插，以及宿命般的结尾，都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电影元素。当然，我说“宿命般的结尾”，看过电影的人都知道说的是什么结尾。我们知道他的电影该从什么地方结束，无论你怎么煞费苦心地狗尾续貂，搞什么正义战胜邪恶的主旋律，在我的心里面，这部电影已经结束了。
　　其实这是《毒战》看起来最为微妙的地方。
　　杜琪峰的电影普遍不认为正义一定能战胜邪恶，事实上，在他的电影中，罪犯总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你可以说这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浪漫主义情结，但是他的大多数电影中，法律是缺席的，正义是悬挂的，好人与坏人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无论是好莱坞电影，还是香港电影，我们习惯性地认为，谁活到了最后，他才是好人。
　　一个有着民主意识的国家里，人们天然怀疑法律的正义性，这是他们的正当诉求。所以电影中就把这种怀疑的诉求放大，最终反而是罪犯赢得了我们的好感，因为他们敢于超越常人不敢越过的界限，这就是英雄。但是在大陆警匪片模式中，无一例外的结局都是罪犯绳之于法——这种固定模式某程度上成为了衡量与审查电影的一个独特标准。所以面对《毒战》那个没有意义的结局，我们会习惯性地问一句：这部电影香港版的结尾是什么？
　　这是杜琪峰为了内地市场进行的妥协。但是这种妥协在电影中用了很多聪明的方式表现了出来，最为明显的一个地方，孙红雷饰演的缉毒队长张雷，抓住了古天乐饰演的毒贩蔡添明，对其进行了审讯。我们知道杜琪峰的电影一大特色就是喜欢用一种写实的手法表露这种血淋淋的残酷，最为触目惊心的就是《黑社会》中古天乐虐杀分尸的片段。但是很明显这样的片段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大陆院线中，如何表现这种刑讯逼供的真实感呢——镜头中最直接出现了“逼供”二字——这种躲避审查的无奈成了观影者心领神会的笑话，一个荒诞的写实，一个黑色幽默。
　　在杜琪峰以往的黑帮片中，无所谓正义的逻辑，黑道就是王道。胜王败寇，这才是黑帮电影的逻辑。但是在大陆的语境中，正义是需要彰显的，为了求得一种影像风格的平衡，我们看到了结局中那耐人寻味的一幕。警察与毒贩火拼中，最终胜利的是毒贩——至少最后一个活着的是毒贩。在我们看来，这里就是电影结束的地方。而后对其进行的死刑判决成了一个画蛇添足的笑话。电影中的正义需要的是英雄的正义，而不是法律的正义，谁活到了最后就是正义者，尽管这个人是毒贩，是个恶人。杜琪峰的电影一直就是表现这些恶者，他们如何在残酷的丛林中生存下来的，用着非人的生活方式，杀人或是被杀。两部《黑社会》电影史诗绝不是吹出来的。
　　《毒战》应该是杜琪峰北上之后迄今为止上交的最满意的一部电影。既躲过了内地严苛的审查制度，又没有丧失银河印象系列作品中的独特风格，这种妥协算是一种暂时的成功。但是想要在这个千变万化的市场中，拿捏到准确的定位，可能还需要更多时间的磨合。想想众多香港导演在内地折戟沉沙，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早年营造的那点家当声誉都所剩无几了。唯有杜琪峰能沉得住气，一枝独秀，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总算有一部既赢得口碑，又赢得票房的《毒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