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宗梁启超档案拍卖遭质疑
2012-10-17   作者:许荻晔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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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不知道,他感情深厚的二弟梁启勋,在北平沦陷后会为日本人做事;他也不知道,他所乐见的梁氏大家庭会因此事而破裂;他更不知道,年老的梁启勋为兄长的信札认认真真一页一页编号粘贴时,是怎样的心情。当然,他更不会知道,梁启勋精心保存的兄长的信札手稿藏书等物,马上要被换成钱了,而且打着其兄长梁启超的旗号。
  9月17日,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召开“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新闻发布会,宣布最大宗的一批梁启超档案即将出现于今年12月5日到7日的匡时秋拍。北京匡时还与中华书局清华大学签署合同,将定于11月前就拍品举行以“梁启超与现代中国”为主题的出版与展览。
  在匡时提供的资料中,拍品包括信札、手稿、书籍及梁启超使用过的家具等共计950件物品。匡时董事长董国强在发布会上表示,梁氏档案拍卖将不会采取整体拍卖的形式,而是根据类别分成100到200个标的,总底价是5000万元。事后有业内人士评估,拍卖价可能超1亿元。
  发布会有梁启勋外孙孙军出席,他介绍了“南长街54号”的相关情况。在孙军及匡时的描述中,南长街54号为梁启超、梁启勋兄弟的共同居所,甚至为“梁启超在北京事实上的故居”。
  10月8日,梁启超的直系亲属委托早报记者关于此事的声明。声明中称,梁启超逝世后,其后人已遵照遗训,将藏书、信札、手稿等捐献国家图书馆及第一历史档案馆等。这次以“梁氏后人”为重要宣传点的拍卖,令他们感到蒙受委屈。声明指出,南长街54号为梁启勋故居,而非梁启超故居。声明上签名的人,包括梁思礼(梁启超之子)、梁再冰(梁思成之女)、梁柏有(梁思永之女)、吴荔明(梁思庄之女)。
  那么,这次拍卖到底是谁的物品?为何梁家人会有不同表述?匡时拍卖公司又有何解释?为此,早报记者通过采访相关人士,试图还原此事的内情。
  9月17日,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举办“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新闻发布会,宣布“最大宗的一批梁启超档案”即将公开拍卖,并称“南长街54号”是梁启超“在北京实际意义上的故居”。
  日前,梁启超直系后人特委托早报发表由梁启超之子梁思礼等签名的《关于梁启超档案拍卖的声明》,指出两点:1.对梁启超档案拍卖不知情;2.南长街54号不是梁启超故居。
  梁启超外孙女吴荔明知道“南长街54号”的“梁启超档案”要拍卖的事情,是在新闻出来的几日后,一个朋友跟她开玩笑:“听说你们家要发财了。”
  9月17日,北京匡时拍卖公司举办“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新闻发布会,宣布“最大宗的一批梁启超档案即将公开拍卖”,包括信札、手稿、书籍、家具等共计950件。同时,介绍南长街54号为梁启超、梁启勋兄弟共同出资营建的居所,为梁启超在北京实际意义上的故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匡时老总董国强透露这些拍品的总底价为5000万元。
  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询问的并不止那位朋友一人。1997年,梁家后代将梁启超400多件书信手稿捐献给第一历史博物馆,当时参与捐赠仪式的一位在场者也联系了吴荔明:“你们家还有那么多东西啊?”
  “我们家所有的人加在一起,都凑不出这么多件东西。”吴荔明回忆她看到报道的第一反应,“梁家人该捐的都捐了,公公的纪念品我们各自有一些,但是用于珍藏,绝对不会拿去变卖的。”

  梁思礼:只留有三件遗物

  身在一个传奇家族,梁启超的儿孙辈却尽可能少地与媒体接触。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科院院士梁思礼是梁家第二代唯一一位在世者,现已88岁。《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的作者吴荔明表示,舅舅对有关梁家的采访一般能推则推,但这次主动要求出面澄清,因为有一条底线被触犯:拍卖。
  生于广东农村,虽是耕读之家,年少时的梁启超也得面临“欲购一潮州刻本之《汉书》而力不逮”的窘境。一方面深知借书之难,一方面致力开启民智,他生前是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身体力行者,身后则将其收藏捐赠“以供众览”。
  梁启超的后人一直恪守其遗训。1930年2月,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遵父遗嘱,主动将天津饮冰室的藏书、碑帖石刻、墨迹手稿与私人信札“永久寄存”于北平图书馆(解放后改名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
  仅天津饮冰室的藏书中,刻本、抄本便有3470种41819册,其中不乏珍本孤本。一并捐献的还有1284件自商代至民国的碑帖拓本,在《中国书法大辞典》中收录的中国历代碑刻中,梁启超饮冰室所藏拓本占其半数,其中包括颜真卿的《争座位帖》。
  对于这位近代思想家,天下公器重于个人爱好,因此在身后将毕生之力的收藏全数捐出,不私子孙而公诸社会。
  梁启超上世纪20年代在北海公园的快雪堂创办松坡图书馆,后来并入北平图书馆,梁启超生前所使用的书桌文具等一并捐给北平图书馆。1931年,北平图书馆新馆落成后,专辟“梁氏纪念室”,陈列梁启超生前所用书桌文具及其金石书画等。1954年,为配合北京图书馆善本名家文库的建设,梁启超长女梁思顺(令娴)捐赠了三大箱梁启超文稿手迹及其他墨迹。梁启超生前笔耕不辍,著述1400余万字。这批捐献的手稿不仅包括了收入在《饮冰室合集》中的全部文稿,也包括相当一批未入《合集》的稿件。
  即便在改革开放后,梁氏直系后代还是坚持捐赠给国家机构的方式。1997年,梁启超子女梁思达、梁思宁、梁思礼向第一历史博物馆捐献了1903到1928年间的梁启超书信,共14册,416件,不仅包括与历史人物杨度、段祺瑞、蔡锷、张君劢等的通信,也有梁启超写给子女的大量家书。
  在2005年,吴荔明还向天津梁启超纪念馆捐赠外公当年收藏的一锭贡墨。“即便是这些小纪念品,也捐得七七八八了。”吴荔明说。
  被梁启超昵称为“老白鼻”的幼子梁思礼,展示了他仅有的三件梁启超遗物:“一幅字本来是思忠的,但思忠早逝,后来就给了我了。另有一枝饮冰室的毛笔。还有一幅画,其实是别人的,只是父亲在上面题了字,也就算一件了。”

  “南长街54号是梁启勋家”

  “我们不想影响他们拍卖,但我们有必要指出一些事实,要说明的是:南长街54号并不是梁启超故居。”在北京西三环的寓所里,梁思礼对早报记者表态。
  在匡时公司的资料中,“南长街54号”被描述成梁氏兄弟共同的故居:1912年9月,梁启超被任命为司法总长,梁启勋任中国银行监理、币制局参事,“在北京忙碌的工作中,他们亟待要觅得一处蔽身之所,几经辗转,最后选定了‘南长街54号’。”兄弟俩共同出资、共同营筑,“梁氏两个大家庭在这里度过了十余年相濡以沫的光阴。”
  事实上,1912年10月8日,梁启超结束流亡自日本回国后,在选择京津居住时并非没有犹豫,反而梁启勋极力劝阻他在北京定居。1912年10月24日,进京应酬了4天的梁启超在写给梁思顺的信中提到:“吾十年来,颇思念北京房子,谓为安适,今乃大觉不便,汝二叔更大攻击,吾初亦有迁居北京之意,今不复作此想矣。非惟房屋不佳,即应酬亦不了矣。” 11月1日返回天津,又给梁思顺写信称:“吾极喜欢北京房子,汝叔始终攻击。谓一返天津,如登天堂,吾不谓然。然吾实不能居京,居京则卖身于宾客而已。”
  《梁启超传》作者解玺璋介绍,梁启超回国之初,租住在天津日租界荣街,一大家子回国之后,搬到德租界。1914年,他在天津意租界西马路买了近4亩地,1915年建成前后两栋寓所,在其南侧的书斋饮冰室则要等到1925年建成。
  北平(北京)图书馆在1930年与1954年两次前往梁宅接收梁启超藏书、手稿时,接收地点分别是“天津意租界西马路二十五号”及“西单手帕胡同甲三十三号梁宅”。前者即饮冰室,后者即王夫人解放后在北京住处。
  公认的梁启超故居,除了天津一处,另一处在其出生地广东新会。至于梁思成在北京的“挂牌”故居: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3号,梁思礼回忆,那是1930年大姐梁思顺所购置,他小时候常去玩。但1929年即去世的梁启超显然未曾住过。
  有史可稽的梁启超在北京的住处,一是在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时的团城。吴荔明听其母梁思庄回忆,小时候曾在团城上骑小自行车。而另一处,则是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教工宿舍。1924年出生的梁思礼回忆,他当时觉得自己的家就是清华,但父亲确实会在周末的时候,带他去南长街54号梁启勋家。“南长街54号当时确实是梁启超一个重要的落脚点,但是不能就因此说是故居吧,毕竟那是梁启勋的家,跟走亲戚一样。我去亲戚家里住了两天,就能说这是我的故居吗?”梁思礼说。
  在梁启超对长女事靡巨细一一报备的书信里,并没有见到对南长街54号“共同出资”、“共同营筑”的记载。在梁启勋外孙孙军的描述中,当时南长街的地段并没有那么值钱,梁启勋分三次买了地开始建房。而另一位梁启勋的孙辈听来的说法是:梁启勋当年购地建房时,梁启超作为兄长曾出钱资助。而当梁启勋要还钱时,梁启超说:“不用还了,我也要住。”
  “梁启超在世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是不分的,不光是跟梁启勋,跟其他兄弟姐妹、小辈,乃至夫人娘家的一些人,都是在他身边,靠他生活的。梁启超是长子,他父亲去世后,亲戚生活没着落都会找他。”解玺璋说。
  梁启超去世后,梁家经济转困,天津的王夫人卖掉了原来的寓所,住在饮冰室。1950年,因为想念都在北京的儿孙辈,她将所余书籍捐献,将饮冰室卖了约合3000匹布的价格,购置了西单手帕胡同一处小四合院。吴荔明认为,如果“南长街54号”真的跟梁启超家有关,那么王夫人迁居北京就不必那么折腾,“我们那时候每周末说去婆(吴荔明称外公为公公,外婆为婆)家,指的就是手帕胡同,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公公在南长街54号还有房子。”
  “梁启超基本还是住在天津,在清华讲课的两年,是比较集中住在北京的时候,平时住教工宿舍,进城的时候住在南长街54号。这些都有很多书信、记录可以证明。资料显示,房子是梁启勋买的,花了一万多块钱,故称故居并不合适”北京大学教授、梁启超研究者夏晓虹认为,房子不是梁启超购买并日常居住,因此不能称作故居。

  “兄弟二人关系很好,抗战结束后两家断交”

  梁启超与梁启勋兄弟感情甚笃。梁启超流亡海外时,梁启勋负责护送其家人去日本。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结婚时,因梁启超正生病,在中国同时举办的文定礼,便在南长街54号由梁启勋主持。梁启超的正室李夫人去世时,梁启勋负责操办墓地,在条件艰苦的香山上待了两个月。
  “梁启勋是梁启超同父同母的弟弟,梁启超活着的时候,他们两家关系非常好。梁启超会要求他的儿女每个人都给梁启勋写信,梁思顺有次一个月没有写,梁启超就写信给梁思顺催她给二叔写信,说二叔老问你。”解玺璋说。
  但这种家族情感在梁启超过世的八年后结束。1937年12月,留在北平的梁启勋出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外汇局调查室主任,调查日伪各银号经营情况和市面金融动态。其婿杨正彦在2010年发表的《梁启超的纪念馆应当设在哪》中,并没有将这段历史隐去:“日伪出于对梁启超的尊敬,给了他(梁启勋)一个公司董事会董事的虚职,报酬有限,不得不把大部分的房子租出去,靠这笔收入维持生计。”
  “抗战结束后,梁思成从大后方回来,就率领兄弟姐妹跟梁启勋断交了。”吴荔明回忆。
  在这次拍卖的宣传中,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南长街54号”担任了秘密基地和庇护所的功能。但梁思萃表示,南长街54号确实帮助学生转移去解放区,但具体负责的,并不是梁启勋,而是他的儿女们。解放前夕,梁思萃在北大上学,当时她有3个同学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她考虑到南长街54号“深宅大院,便于隐藏”,便跟梁启勋的女儿梁思明提出能不能帮助转移。“那是1948年8月,我二伯在圆明园避暑不知情。这件事是思明接手的。他的儿女们确实做了很多贡献,这些都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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