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埃及，但是它并没有随着动乱而彻底死灭——我们重返埃及，努力寻找新兴世界的全部希望、力量、弱点与气恼。

开罗没什么彻底死灭　　

    自2011年2月11日埃及副总统苏莱曼发布穆巴拉克辞职后，开罗陷入了狂欢，为期18天的数百万人反政府示威大游行终于以人民的胜利而落下帷幕。
　　就在两个月前，我还流连在开罗的大街小巷，从国家博物馆穿越这次示威大游行的主战场解放广场去拜访曾经见证埃及历史的利什咖啡馆，那里，是穆巴拉克之前的两任总统纳赛尔和萨达特革命过的地方；也曾路过赫利奥波利斯区的总统府，当时穆巴拉克说不定还在里面办公，要不就待在总统府附近的家里看书；从机场往返市区的一路上，还经常看到路旁挂着的穆巴拉克画像。
　　穆巴拉克，这个曾被西方世界誉为“中东和平的中流砥柱”、“杰出的阿拉伯世界领袖”，如今只能以“暴君”、“独裁者”和“贪污犯”而仓皇离开开罗。
　　公元969年，法蒂玛王朝最后征服埃及，并于当年在福斯塔特镇以北建城定都，命名为开罗，就是取“开罗”在阿拉伯语中有“胜利”的寓意。
　　而这次开罗的胜利，也许就像美国《纽约时报》援引解放广场上一位示威者的话说：“一切并未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赫利奥波利斯：见证历史和革命我是从El Oruba St。进入开罗城的。
　　El Oruba St。是开罗的机场路，东北那头连着开罗国际机场，西南那头接上Salah Salem Road一直通往市中心。和大多数城市的迎宾路一样，Oruba路宽阔悠长，干净整洁，中间宽宽的绿化带上热带椰枣树一棵棵比肩而立，椰枣树下绿草如茵。虽然道路或桥梁都透着陈旧的灰色，但整洁和绿意盎然的植被还是给了我们不错的第一印象。
　　这里只是历史名城开罗的一个郊区，名字叫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古希腊语中太阳之城的意思，但它比开罗城的历史还要悠久。赫利奥波利斯曾经是一个重要的古老宗教中心。罗马人在这里的港口建造了一座堡垒，命名为巴比伦。公元642年，阿姆鲁-伊本-阿斯将军(Amr ibn al-AS)出征埃及，在附近建立了福斯塔特(Fustat)。福斯塔特的大量财富来源于埃及丰富的土地和尼罗河上繁忙交通的税收。据10世纪旅行者的描述，当时的公共花园、街头路灯和建筑已经高达14层楼了。法蒂玛从现在的突尼斯进驻此地后，拒绝接受福斯塔特，于是着手建立开罗城，赫利奥波利斯才渐渐没落。
　　如今的赫利奥波利斯属于开罗中产及上层社会的住宅区域，然而，它的新生并不是源于埃及政府的开发，而是由20世纪初一位比利时工业家Baron Empain开拓的。Empain在一片沙漠地上大兴土木，建豪华高级住宅区和休闲享乐的场所，还兴建有轨电车，作为交通运输工具。沧海桑田，现在电车还在使用，但变得陈旧了。Heliopolis的Korba 购物区一带还保存一些当时的建筑，一般三四层高，有圆柱拱廊，其中有些开着商铺，有的整座荒置。而附近的总统府(Heliopolis Presidential Palace)前身就是Empain年代一间显赫的酒店，比利时国王阿尔伯特一世特别喜欢这里。Empain的府第(Baron Palace)，是糅合印度教的建筑。府第现在仍然存在，就靠着机场路，但已是一座颓废空置的私人建筑物，并不开放给公众。说起来，这位Empain在近代埃及的历史上算得上是一位风云人物，为埃及的近代化进程作出了非凡的贡献，特别是赫利奥波利斯的重建，堪称“现代赫利奥波利斯之父”。
　　最近的30年，赫利奥波利斯属于另外一个人——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Mu ammad usni Sayyid Mubarak)，他的总统府就坐落在最主要的街道——Al-Ahram大街上，他在这里办公，也住在这里，居所离办公室很近。我们每次往返机场路，都可以看到路旁竖立的穆巴拉克的画像，离街心埃及最著名的法老拉美西斯的雕像不远，而在2008年12月18日，开罗国际机场新三号航站——这个埃及最大的航站楼投入使用前，穆巴拉克还出席了揭幕仪式。
　　一个政治人物，下台的背影远比上台的身影重要。埃及阿赫拉姆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的政治分析家阿穆尔-阿尔－索巴基说：“如果他(穆氏)在1993年离任，那他无疑是一位伟大的总统。如果他在1993年之后的几年里离职，那对他的评价也能是中等。我们不喜欢他是从2000年开始的。”
　　开罗时间2011年2月11日，在经过埃及民众18天示威游行的巨大声浪下，穆巴拉克最终还是选择了辞职，离开开罗，躲进红海之滨的旅游胜地沙姆沙伊赫。有目击者说，当天有两架直升机从开罗赫利奥波利斯戒备森严的总统府起飞，消失在总统府外万千抗议者的视线中。

　　解放广场：解放的传统

　　如果想要从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地面上过马路，那简直是一次大冒险。汹涌的人潮不息，更汹涌的是乱得不能再乱的车流。六条主干道汇集于此，交通堵塞、人行横道堵塞是常有的事。
　　最近一段日子，“解放广场”该是全球见诸报端频率最高的一个地名了，这里是开罗人民反政府示威大游行的最主要战场，每天聚集了上万乃至数十万人流。
　　历来，解放广场就有这个“解放”的传统。这个埃及最大的城市广场，是一个英雄的广场，反抗英、法、以色列联军占领尼罗河的游行示威就在解放广场，甚至埃及民族英雄纳赛尔逝世的时候解放广场也是群众自发组织哀悼的地方。有意思的是，人们曾经在这里怀念一个总统，如今，却在这里反抗另外一个总统。
　　解放广场的重要性不止是因为它的面积辽阔，还因为它占据了这个城市最黄金的中心地带。
　　从北面起，坐落着浓缩了整个古埃及历史的国家博物馆，博物馆里的图坦卡蒙和他的黄金面具以及木乃伊几乎让我们这些朝圣者停止呼吸，在这次骚乱中，国家博物馆也损失惨重，18件文物失窃，约70件受损；逆时针方向，紧邻国家博物馆的便是建于1959年的尼罗河酒店(Nile Hilton)，这是开罗的第一家现代酒店，其前身是英国军队驻扎地，很多航空公司都在这里设立办事处或售票处；南面则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大楼(Arab League Building)，中东地区的领导人经常汇聚于此。
　　继续绕着解放广场逆时针行走，豪华的白色宫殿便是埃及的前外交部，由于现在事务繁多，这栋小楼已经不能满足办公的需要，现在它只能算是解放广场的一个点缀了；白色建筑旁边是奥马尔迈克莱姆清真寺(Omar Makram Mosque)，为了方便穆斯林的每日五次拜功；南边的其他部分都被巨大的埃及中央政府大厦所占据，这座大厦是18万名公务员办公的地方；如果说由前苏联出资修建的中央政府大厦是过去埃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象征，那么穿过Qasr al-Ainy的下一座建筑应该算是私人企业活力的象征：开罗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这里是埃及富有阶层子女上学的地方，从2008年秋季起，大部分学生已经转到东部郊区的新校学习，但这并不能阻止普通埃及人想像高墙背后西方式的开放。
　　穆巴拉克下台后的几天里，解放广场依然新闻不断，人潮虽然消退许多，但仍有人不断涌入，广场旁的那两栋政府大楼，在示威大游行中被放火烧掉，整栋楼黑黑的，里面空无一人。

　　回到生活，回到咖啡馆

　　如果说，开罗是以众多的清真寺而被形容成“千塔之都”的话，那么，在开罗有一样东西比清真寺的数量还要多，这就是咖啡馆。
　　1789年拿破仑率军攻入埃及后，曾令人对埃及历史和风俗民情进行详尽的调查研究，其中一项就是要搞清楚在埃及有多少家咖啡馆，结果列入名单的有1350家之多。现代的统计没有如此精确，但大体知道开罗每250人就有一家咖啡馆。
　　咖啡馆与开罗人来说，就是一种生活态度。人们每天一早来咖啡馆，到深夜再离去。每一段革命都有结束的时候，而开罗人的咖啡生活NO ENDING，FOREVER！
　　从国家博物馆出来，穿越解放广场，我的目的地便是这个城市的另一个地标：利什(Riche)咖啡馆。“走进利什咖啡馆，您就进入了真正的埃及。”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利什咖啡馆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喝咖啡、聊天的地方，它曾经比解放广场还风起云涌，是解读现代埃及历史的一把钥匙，甚至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视野。
　　这是一家精英荟萃的咖啡馆，它的名字与埃及历史上很多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1919年12月，在埃及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发生了刺杀当时的总理优素福-瓦赫巴—巴什的事件，行刺者是医学系的大学生阿里安-萨阿德，行刺前他在利什咖啡馆等了两天。12月15日，当优素福-瓦赫巴—巴什经过时，阿里安-萨阿德丢出两枚炸弹，将总理炸伤。这件事对三年后英国归还埃及主权发生了一定影响。
　　1940至1950年代，利什咖啡馆仍然是开罗的知识精英议论时政的中心。1948年埃及在同以色列的战争中失败，造成王室统治的危机，国内动荡加剧。1952年革命之前，争论最激烈的话题是战后英国的管制以及对英国人在埃特权的不满。一些年轻军官时常在这家咖啡馆聚会，后来得知，他们是“自由军官”小组，后来的埃及总统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和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1952年“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迫使国王法鲁克退位，埃及废除君主制成为共和国。
　　在利什咖啡馆的墙壁上，我看到了那个动荡时代所有风云人物的照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戴着大玳瑁眼镜、表情严肃的人，这就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赫福兹(Naguib Mahfouz)。马赫福兹是利什咖啡馆半个多世纪的老顾客，他每天早上8点就来到这里，喝咖啡、读报，跟他的名流朋友——作家、记者、部长议论时局。
　　就是咖啡馆里，马赫福兹观察埃及的市井生活，讲述普通民众的故事，写出了小说三部曲《宫间街》《思宫街》和《甘露街》，以自传体形式描写了一个开罗家庭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万花筒式的盛衰变迁，并因此获得了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阿拉伯作家，在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都享有很高声誉。
　　我没读过他令人生畏的开罗三部曲，随身携带的是他的另一本厚厚的获奖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Children of the Alley)。这部小说以全景式、史诗式地书写了开罗一个街区的开拓者老祖父杰巴拉维及其数代子孙的救世故事。
　　小说描写的街区如今依然还在，它就位于伊斯兰开罗的最中心哈恩哈利利集市(Khan al-Khalili)的西南Midaq Alley。这里也许没有小说中描述的那样丰富多彩，但是从作者20世纪40年代的描述来看，这里的生活方式至今变化不大。在这里，街道的标志设在咖啡店台阶的最下边，一般只有付完小费后才能看到。
　　传说中，哈恩哈利利集市每条街的拐角都“站着”一家咖啡馆，而拐角和拐角之间至少还有两家！不管这个集市里有多少家咖啡馆，只要有费萨维咖啡馆(Fishawi’s coffeehouse)和纳吉布-马赫福兹咖啡馆(Naguib Mahfouz Coffee Shop)在，我就满足了。这两家咖啡馆也都是马赫福兹最常去的咖啡馆之一。
　　“费萨维咖啡馆比金字塔更能代表开罗”，这是关于开罗咖啡馆的又一名言。这句话乍听上去有些夸张，但去过费萨维咖啡馆之后便会觉得一点没错。哈恩哈利利集市本身已存在700年，而费萨维咖啡馆也有近240年的历史了，这期间它一天也不曾歇业。
　　在两边小商铺的包围下，这个历史悠久的名店显得那么谦虚和低调。半开放式的店铺，外面露天紧凑地摆放着两排共十几套桌椅，都是黄色铜面小圆桌加三四把小藤椅。一扇敞开的深棕色镂空木门已经褪色，其间的合页隐约露出斑驳的锈迹。
　　相对于游客不绝的费萨维，藏于更深处的马赫福兹咖啡馆则显得安静许多，入门左侧的墙上，也和利什咖啡馆一样，挂有纳吉布-马赫福兹(Naguib Mahfouz)的照片。
　　开罗的咖啡馆是类似西方某些俱乐部一样的舆论中心，又是三教九流汇聚之所。在这里，一个拥有豪华汽车的阔佬和一个普通的鞋匠，可以不论身份地位，谈得热火朝天。政治是最热门的话题，人们常常为各种社会问题争得满头大汗、面红耳赤，有时争执不下甚至会上演“全武行”。虽然人们知道他们很难改变什么，然而这种“咖啡馆中的参政议政”，对开罗人来说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久而久之，在咖啡馆酝酿社会变革也成了一种传统。

　　亚历山大的现实与神话

　　我在亚历山大，被旅行社大巴从一个景点拉到另一个景点，只来得及一次次按下快门，拍几张谁都可以拍到的照片。要在第一时间将眼前明信片化的遗址和新旧糅杂的街区风貌，与这座城市昔日的伟大联系在一起，恐怕只有精通埃及学的历史学家可以做到，而蔚蓝的地中海，在明信片般的景观的映衬下，也变得明信片化了。
　　庞培柱和古罗马露天剧场这类景点，多少有点像工地。我在庞培柱那儿看到一群西方游客，他们望着孤零零那么高的一根石柱，或许会对拿破仑曾经登顶的传说不屑一顾吧。在那儿拍了几张照片，我就跑到外边的街道上去了。古老的有轨电车，戴着黑色、白色和粉色头巾的妇女，还有那些扎堆坐在小店外边悠闲地喝茶抽水烟的老人，戴墨镜、穿花T恤、光脚套着皮鞋的小伙子。惟有这里，才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本地气息，而那些随处可见的全球化符号，Pizza或者Toyota，不过是湮没在本地传统之中的一种点缀，充其量也只是试图与其并置的小小景观罢了，未显得特别刺目，也没有太多优越感。
　　那些抽水烟的老汉，有的穿着衬衣西裤，有的穿着传统的长袍，有的头上裹着白色缠布。面对我的镜头，他们的目光是友善的，可亲近的。
　　古罗马露天剧场的生意非常冷清。大部分人都冲着法罗斯岛上的灯塔去了，似乎那儿才是亚历山大惟一的地标。这是今天傻乎乎的旅游业的一道最典型的风景，无论人们来到一个曾经多么伟大和丰富的地方，全都无一例外地集中在一两个重中之重的景点上，正如大多数中国游客到了卢浮宫，都会扎堆在米洛的断臂维纳斯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那儿，全世界的游客到了埃及，也都会在游人如织的金字塔那儿留下自己“到此一游”的影像。
　　最吸引我的，还是本地人的居住区和他们的市场。这里让我想起新疆的喀什噶尔和叶城，多少有点梦中游历的感觉。
　　我看到一个小面包房，看到那个浓眉高鼻、黑发卷曲的卖面包的男孩，那些面包全都包在塑料袋里，旁边是一架红色的巨大笨重的自动秤；
　　我看到一个老木工在给小店做货架，显然已经不是传统手艺，看着他身边一块块用来组装的木板，想到宜家家私的那些玩意儿；
　　我看到一户人家绿松石色的门柱和门楣，心想，或许这就是现代化不可任意涂改的他们自己的图式，自己的颜色，自己的感情吧，但是，这个家庭里的年轻人，难道会拒绝现代化大厦吗？
　　我看到一个男人用烤鱼片喂那只头顶一片白雪的棕色小羊羔，把它当作宠爱的孩子；
　　我看到十多个男孩在小巷的简易乒乓球台上打乒乓，置身这样的景观，中国人无疑觉得亲切，小时候我们都是这么打乒乓的；
　　我看到的似乎都是本地人。如果我是一个人类学家，我大约就可以辨认出市场和大街上的平民，大街上西装革履行色匆匆的男子，理发店里做面膜的年轻人，他们的祖先是古埃及人还是来自爱琴海的雇佣军，是波斯人还是阿拉伯人，是努比亚人、腓尼基人还是希伯莱人。两千三百多年前，这里已是堪与今日纽约媲美的民族大熔炉，埃及历史学家穆斯塔法-阿巴迪提到，从公元前二世纪中叶一部写在纸莎草纸上的海事借贷合同上，人们发现，一桩发生在亚历山大的香料进口交易涉及的12个人，至少属于七个不同的国籍：两个人来自梅萨利亚，一人来自帖撒罗尼迦，一人来自拉克第梦尼亚，一人来自埃利亚，一人来自迦太基，还有一位银行家大概是个罗马人，除银行家外，其余的人用的都是希腊名字。这个故事形象地告诉我们，这座城市堪称人种博物馆，一座活着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这座城市之所以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们蜂拥而来，是因为，“在古代，没有一个其他城市，甚至罗马，在面积大小和规模壮丽各方面，能比得上亚历山大里亚”(《世界文明史》，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
　　亚历山大当年的至高地位，透过诗人忒奥克里托斯的《牧歌》可以窥其一斑：“你不仅以你美丽的港口，庞大的舰队，丰富的各地产品的市场垄断着整个地中海的船运，外海的水域无论红海还是印度洋也都在你掌握之中？?不仅岛屿的，而且海峡的贸易，实际上整个世界的贸易都是你的。可以说，亚历山大城坐落在整个世界，甚至最遥远国家的交叉路口上，它把所有人带入一个地方，互相展示，尽可能使他们成为一个民族。”
　　我看到大蒜，在喀什噶尔，在库车，人们就是这么把大蒜系在一起，挂在半空的。我看到红色的洋葱，在新疆，人们把它叫做皮牙子。我看到腌黄瓜，腌辣椒，腌胡萝卜，跟中国人的制作几乎没有分别？?
　　坐在大巴上横穿亚历山大，能看到许多灰扑扑的凋败的景象，而这样一个古老的“城中村”，放在中国，恐怕很快就要面临拆迁了吧。
　　与那些古老遗址和平民区形成最大反差和对应的，是王冠般的海滨夜色，还有新亚历山大图书馆。正是这座风格前卫的现代建筑提醒我们，两千多年前，这里不但是全世界的政治中心、金融之都，更是地球上文化与科学的最高首府。科普作家卡尔-萨根在他的《宇宙》一书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都隆重地提及亚历山大和亚历山大图书馆——“在人类历史上，只存在过一次科学和文明繁荣昌盛的景象，那就是古爱奥尼亚灿烂的文明，其明证则是亚历山大图书馆。2000年前，那些最优秀的人物奠定了基础，才使我们后来能系统地研究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文学、地理学和医学。”
　　亚历山大的地位早已衰落了，尽管它仍是埃及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和港口，但是它在文化与科学上曾经有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已成为博物馆里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