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会中中国的定位与作用
    2010-06-23        来源:经济参考报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是引发世界力量格局、国际关系变迁的重要因素,也是迫使美国痛下决心,让G20提前替代G8的直接原因。因为当今全球治理中的任何问题(无论传统还是非传统安全)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合作。

  (一)中心国家地位基本确立。危机将中国提前(至少5年)推入世界舞台中心,国际合作空间明显拓宽,关键在于能否充分有效利用。

  危机中,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使世界避免大萧条重演,起中流砥柱作用;危机后,我国仍是世界经济主要引擎,增速将遥遥领先于美日欧。IMF预测,2010-2015年我国GDP将年增9.7%,增量居全球第一,累计将达45278亿美元,占世界总增量的19%,美为39933亿美元,退居第二占16.7%。我国GDP占全球产出比重将由2009年的8.5%(2000年为3.7%)增到2015年的11.5%;今年超日无悬念(2009年我国GDP为49089亿美元,日为50680亿美元),居美后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GDP规模虽不能充分反映一国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水平,但对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影响大);到2015年,我国GDP相当于美比重增至51.7%(2009年为34.4%。如不出意外,2025年前两国GDP规模将旗鼓相当),是日本和德国的1.5倍和2.5倍;我国在“金砖四国”中鹤立鸡群,GDP规模超三国之和(2009年占“金砖四国”总量的54.8%,2015年为54.6%)。在G20机制内,我国的作用与影响持续上升。IMF预测,2009-2015年,G20占世界经济比重将由2009年的87.8%增到2015年的90.3%,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将达96.4%;新兴经济体影响与力量扩大,占G20经济比重将由2009年的37.1%(剔除欧盟非成员国)增到2015年的46%,发达国家降至54%;我国所占比重将由9.6%增到12.8%,美由28%降为24.7%,日由10%降到8.4%,欧盟由32.3%降到26.37%(地区影响无法与国家相提并论)。可见,G20国际地位与影响上升,主要源自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牵引作用;中美对G20机制未来发展起关键作用。

  (二)起东方与西方、G7与BRICs、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合作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从现行机制看,G20并非最佳平台,金融危机将其匆匆推上机制化进程,迄今仍充满不确定性,且前景尚不明朗。但对我国构建和谐世界、实现和平发展战略目标,G20机制应是过渡期的最佳选择,是我国必须借助由世界大国跃升为世界强国的理想平台。
  回顾历史,今天的G20平台非常类似上世纪90年代的APEC论坛。后者是我国加入的第一个区域组织,利用APEC这一“经济搭台外交唱戏”平台,我国恢复并稳固与美国关系,营造起相对和谐的周边环境,确立了地区大国地位,并借APEC这一桥梁,缩短融入世界的时间,顺利晋升为世界大国,亦给今天的和平发展铺平道路。未来20-30年将是我国由世界大国跃升为世界强国的关键期,难免对美霸权构成威胁与挑战。布什政府时期的“两面下注”、“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以及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核心战略利益”,均反映美对我国和平崛起的忧虑与防范。而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需要有一个可预见、较宽松、非对抗的外部环境,需要有一种全新的全球性制度安排,G20应是现阶段较理想的制度性安排。从可塑性、代表性、灵活性、宽松性等分析,在G20机制内,我拓展空间大,回旋余地广,借助力量多,承受压力相对小。
  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鉴于我人均GDP较低(据IMF统计,2009年我人均GDP为3677美元,只相当美的7.9%、德的9%、日的9.3%、俄罗斯的42.3%、巴西的44.7%。笔者预估,即使我GDP规模与美持平,但届时人均GDP只相当美的20%),但经济规模将持续膨胀,中等收入与世界强国的双重角色更加凸显,我国在G20机制内的身份与作用非常特殊,主要起东方与西方、G7与BRICs、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在发展问题上,我应代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说话,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在IMF等机构改革上,我国应为新兴市场争取更多话语权;在失衡调整上,需要承担更多责任,这符合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整体目标。只要运用得当,可同时赢得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支持,可借助G20机制化进程,延长战略机遇期至2030年,以合作而非冲突或战争方式最终实现经济崛起。变化中的世界往往给我国更多有所作为的机会,风险不可避免,机遇千载难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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