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往来这里的商人超过有的北欧国家一天的入境游客，但是在所谓的“审批权限下放”之前，这里的地方政府甚至没有资格为居住当地的一万多名外籍人士办理健康证明。
　　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中国义乌，虽然每天有20万往来客商，产生1亿多成交额，但是作为中国经济引擎核心区的经济强县，行政效率低下仍使其苦恼不已。
　　这种现象近年来有所改变，以义乌为首的经济强县在与上级政府的权力博弈中，争取到越来越多的行政权限。直到最近，浙江省出台了全国第一部相关立法，正式将433项行政权限授予省内所有县级政府，“口头”上的权力下放第一次有了法律依据。
　　“因为义乌是个县，所以此前按规矩很多事情他没有资格做。”义乌市人事局官员说“比如没有设立公务员考试考场的资格，义乌人考公务员就要跑到半小时车程以外的上一级市；没有海关，集装箱只能绕道出关。”
　　“馒头比蒸笼大。”在中国最富裕的长三角地区，当地官员这样形容许多县级城市普遍存在的行政效率与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匹配”。
　　“县里听市里的，市里听省里的，省里听中央的——这是中国传统的权力支配路径。”在浙江经商近十年的中东商人贾尔瓦里说“消耗时间和金钱的层层上报和层层审批在中国司空见惯。”
　　不过，最近贾尔瓦里已经见证了这种“传统”的改变。贾尔瓦里和朋友最近投资的头饰工厂，环境评估等手续都可以就地办理。“各种手续加起来，至少为我节省了一个月的时间。”贾尔瓦里说。
　　义乌市的测算显示，“权力下放”以后，各种投资项目办理时间平均减少4-5个工作日。
　　浙江的行动引起了中国其他地方城市的羡慕和效仿，因为显而易见，扩权带来的经济发展空间是巨大的“这个道理就如同当年深圳受益于特区政策。”浙江省委党校教授吴锦良说，“谁先扩权，谁就有了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
　　“地价飞涨，劳动力短缺，融资困难。”原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说“传统的优势正在消失，这些城市需要新的经济启动引擎。”
　　权力的下放的动力来自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但并不是没有阻力。中国有的省份强县扩权就遇到了“梗阻”“财权难以上收，事权又不愿下放。”吴锦良说，“这种梗阻是地方利益之争的必然结果。”
　　据浙江省测算，433项权限下放，每年为每个县老百姓节约费用可达1000万元左右。由于行政权限涉及行政事业收费，将权力拱手相让的地方政府，每年因此减少的财政收入大约在4000万元左右。
　　“一旦把这443项权限不是视作权力，而是政府必须提供的服务，权力的下放也就顺理成章了。”吴锦良说。
　　“当前正在实施的扩权强县，只是新一轮扩权改革的开始，还不是全部。”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在省委全体会议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