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发展“低水平陷阱”摆脱国有制“路径依赖”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新才把脉甘肃经济
    2009-09-30    作者:本报记者 谭飞    来源:经济参考报

    专家简介:高新才,兰州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区域经济学学科带头人,中国区域科学协会西部经济研究会主任委员,甘肃省区域经济发展专家咨询组组长,甘肃省经济学会会长。长期致力于理论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研究,主持和参与了20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重大课题研究,发表论文百余篇,主编和独立完成著作10余部。先后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10多项奖励。

    深居西北内陆的甘肃省,历史上几乎从未以经济中心或者经济重地的身份扮演过重要角色。
    新中国成立之初,基于建立相对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战略及国防安全总体布局,甘肃曾一度跻身中国经济舞台的前沿,但随后30年的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将甘肃远远地甩在了身后。穷,似乎成了甘肃的代名词。
    甘肃经济为何长期落后?甘肃如何定位自己的发展目标,未来又将如何演绎经济新图景?兰州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新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以自己数十年区域经济学研究心得,零距离观察和把脉甘肃经济。

    发展成就令人震撼:一方水土养活了一方人

    “60年来甘肃发展最大的贡献,是结束了千年以来存在的‘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历史。”高新才说。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10年来是甘肃的快速发展期,“这10年比前50年投资的总和还要多。”高新才认为,客观地说,甘肃自身纵向比较,成就显著,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依靠国家高强度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大大加快和提速,这是仅靠市场力量和自身发展难以实现的。
    二是生态环境的改善。包括甘肃在内的西部地区是国家的生态战略高地,在甘肃省,既包括了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上游的天然林保护,也包括了疏勒河、黑河、石羊河等内陆河流域的治理,更有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防治,以及荒漠化治理和大规模的退耕还林等多项生态治理工程。
    三是致力于公共服务设施和水平均等化,尤其是民生方面的投资额度大、群众受惠多。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10年来甘肃的发展轨迹和发展成果,也可以放到改革开放30年中进行印证。“30年的发展成果,纵向比较来看,是令人震撼的。虽然甘肃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生态条件与其他省份相比更为严酷,但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仍高达9.46%。历史地看,甘肃发展的成就是第一位的。30年的发展可谓是艰辛前行。”高新才说。
    高新才对甘肃30年来发展的总体评价是:国民经济加速发展,综合经济实力显著提高;主要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工业在支柱产业的强劲带动下快速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增加,30年平均增速达到15%;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改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人民生活质量稳步提高。

    发展差距令人震惊“甘肃发展有三个后”

    改革开放30年来,甘肃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快,经济总量不断提高。1978年甘肃生产总值是64.73亿元,2008年底超过3100亿元。
    但横向比较,受体制约束、区位约束、产业约束和政策约束等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甘肃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相比,差距悬殊,经济发展质量有待提高,人均生产总值过低的局面亟待改善。
    高新才将甘肃的发展差距归纳为“三个后”:一是甘肃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是全国最落后的省区之一;二是经济实力指标在全国的排序位次“靠后”,尤其是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长期靠后,这是甘肃人的一块心病;三是民营经济发展“滞后”,民营经济发展“滞后”已成为甘肃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经济增长持续性差、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的根本原因。
    高新才和他的研究团队通过长期跟踪、比较研究后发现,与西部和全国其他省份相比,甘肃经济发展突出存在四大差距: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城市化水平、经济融入全球化浪潮的水平。
    在西北五省区中,甘肃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几乎都位于末位。人民生活水平与其他区域存在较大差距,人均GDP仅为新疆的60%。
    与全国相比,甘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悬殊,这种差距在最近10年甚至呈现出一种相对固化的可怕态势,现在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80%。加之甘肃农村人口比重高,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多年居于全国末位。
    从城市化水平来衡量,甘肃与全国平均水平也存在较大的差距。2008年底,全国城市化率已达45.68%,而甘肃仅为32.15%。
    高新才在参与制定甘肃省全面小康规划时曾做过一项测算,以2002年到2020年全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计算,全国GDP需年均增长6.5%,人均GDP增长3.5倍;而甘肃则要年均增长9.8%,人均增长6.5倍。

    经济发展要摆脱两大依赖

    高新才认为,数十年来,甘肃人民在相对不利的发展区位和环境下,立足省情奋力前行,但在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上对国家的“投资依赖”,下对国有企业的“路径依赖”,长期走不出发展的“低水平陷阱”。
    从拉动经济增长投资、消费、出口三要素看,甘肃属于典型的投资增长拉动型,近10年来投资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是头号主导因素。
    由于甘肃地方财力与全国平均地方财力差距较大,主要是依靠中央财政投资,形成一种高依赖性,全省的财政支出70%是靠转移支付。
    甘肃工业化程度不高,传统大型骨干企业是嵌入式的,与地方发展关联度不高。数十年来,甘肃基本上是投资在向前拉,消费维持不动,出口在向后拖,形成了三匹马往不同方向拉一辆车的奇特现象。
    高新才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一方面使甘肃等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超前发展,但从一定程度上也进一步加剧了GDP增长靠投资、投资增长靠国家的问题,经济内生性不足,难以培育出经济增长极,经济发展缺乏动力源,尤其是市场经济的第一主体——民营企业没有相应地成长起来。市场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被延缓,一定程度上,政府的精力和重点不得不放在了争项目、跑资金上。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民营经济是体制突破的完成者,经济增长的推动者,技术创新的试验者,区域发展模式的创新者。”高新才说。
    高新才说,现在是经济全球化竞争时代,不可能再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或者是独特的优惠政策来培育、扶持某个区域的发展,现在讲的是普惠制。一个区域的发展,在硬环境上已没有多少拓展空间,可拓展的空间在于软环境的营造和改善上。

    产业结构调整要更加看重就业贡献率

    甘肃的工业发展方向怎么突破传统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艰巨任务。高新才认为,对甘肃的产业结构要放在区域产业结构里分析。
    “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性现在来看,必须放在全国、全球产业结构布局中去审视。”高新才说。区域的比较优势原则是市场主体遵循的首要原则:必须有利可图;其次是产业的自我适应、自我调适原则,扩大还是缩小,依市场脉动而行。不是一味提高产业层次,要更多地关注产业发展的就业率和就业拉动能力。
    改革开放以后,从全国和各省区的实际情况看,光是针对产业结构调整就出台了不少政策、文件,为何与预想的目标、轨道有较大距离,这种现象值得深思。高新才认为,政府关注产业结构的重点要引导到关注产业的就业结构上来,2007年甘肃一、二、三次产业就业比是55:14:31,全国比例是41:27:32。东部地区是29:35:36,这种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比例,比较均衡。
    从甘肃三次产业结构来看,传统的看法是认为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但是高新才认为,“最怕的是重的不重,轻的太轻。”目前是工业比重偏低,导致一产、三产的结构也不理想。“从产业结构比来看,低是问题,高不是问题。”高新才说。
    产业贡献的评价过去一般多讲GDP贡献率、税收贡献率,现在看来要更多地讲就业贡献率。高新才给产业的就业贡献率列了一个等式:产业就业贡献率=特定产业就业人员增量/全社会就业人员增量。

    甘肃经济:未来振兴不是梦

    高新才认为,甘肃和西部地区是国家的生态高地,甘肃经济总量只占全国1%,无足轻重,但从生态安全的分量来看,其权重较大,位置重要。需要建立一种长效生态补偿机制,这需要从国家层面去建立体制、机制,从立法上予以明晰和保障。
    下一个西部大开发的10年、改革开放的30年乃至到建国百年时,甘肃经济发展会呈现出怎样的一幅图景?高新才认为,这一方面有赖于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体制机制创新,另一方面有赖于区域经济发展上的准确、清醒定位。
    高新才说,从全球、全国和西部地区产业分工体系来看,甘肃仍将有较长一段时期被“锁定”在能源、资源性的原材料产业优势上,要想突破绝非易事。
    “甘肃等西部地区最大的优势现在看来在空间,是土地资源优势,这在西北尤其如此。”高新才说“实际上,甘肃和西部地区就是以不可移动的土地、矿产等资源,来吸引可移动的劳动力、技术和资本等要素的转移。”
    “西部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将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聚集到一定程度后才会有一个加速的过程。”高新才说,“但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这种转移趋势是必然的。”
    “甘肃和整个西部地区一样,将在未来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据一定的重要位置。”高新才充满期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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