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在装配出口万向节。	德力西集团工人在低压电器产品装配流水线上工作。	安徽机电学院讲师陈守恒主动帮助年广九设计炒瓜子的机器设备。
生产著名回力牌球鞋的上海正泰橡胶二厂。	山东省民营企业临清市第二色织厂。	2000年8月，由天津华立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研制成功的“安福隆--第二代基因工程a-2b干扰素”水针剂正式推向市场。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三十年沧桑巨变。
　　风云激荡的30年，也是中国民营经济崛起与发展的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也是一个对民营经济从不允许到允许，从不承认到承认，从承认到松绑，从松绑再到放开手脚，鼓励发展的过程。
　　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突破，还是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创新以及政策、法律环境的不断改善，30年来的每个时期，无不显现中国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与基层民众喷涌而出的创造力。他们之间互为依存、互相呼应。
　　经过30年的磨难，我国民营经济终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挺拔地发展起来了，成了一个庞大的崭新的存在于中国经济版图上的新群体，并且担当起了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点。
　　现在，私营企业占中国法人企业的60%以上；它创造了中国GDP的约40%，创造了中国GDP增量的约60%；它解决了中国城镇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大半，解决了社会新增的非农就业的80%以上……它提供了商品与服务，成为彻底扭转中国短缺经济面貌的一个最重要力量，也是使中国人民生活质量得以根本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之希望，成长起像杭州万向，北京联想，四川希望，温州正泰这样一些大型企业。它们不仅技术先进，而且经营管理优良，企业家的个人能力杰出。他们正在向世界迈进。

在改革春风中“融冰”、破土、萌芽

　　十一届三中全会吹来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一股春风”。
　　1978年，全国个体工商户所剩无几，而且大都是修自行车、补鞋的，几乎没有什么产值。
　　面对严峻形势，在改革初期，中国领导人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灵活发展策略。中央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思想突破，使民营经济从恢复生存权、“拾遗补缺”中逐步萌发。
　　有“白猫黑猫”、“摸着石头过河”、“三个有利于”这样的政治智慧，就会有“敢为天下先”、“胆大包天”、“四千精神”这样的民众创举。
　　“一有阳光就灿烂，一遇雨露就发芽”，群众创造财富的热情开始被激发。农民在这一时期构成经商主体。以个体私营经济为特征的“温州模式”和乡镇集体经济为特征的“苏南模式”开始萌生并渐渐驰名大江南北。
　　1980年12月11日，一个叫章华妹的19岁小姑娘，从温州鼓楼工商所领到了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她因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合法的个体户。这一年，温州正式发放了1844份个体户营业执照，他们成为了中国的第一代个体户。
　　于是，蔚为壮观的“个体户现象”出现了。卖大碗茶的、运煤球的、开小饭馆的、倒卖服装的、裁剪衣服的、修鞋修自行车的、装裱字画的、卖走私手表雨伞录音机的……国务院于1981年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的若干政策规定》后，个体户的合法地位得到了国家的正式认可，当代中国民营经济的萌芽之种由此播下。
　　30年的世事沧桑和起落沉浮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一个个商业奇才从朦胧的“早春”信息中感受到坚冰的融化，“洗脚上岸”，从幕后走到台前，谱写出一个又一个商界神话；也有一批批弄潮儿在风口浪尖上败下阵来。
　　民营经济的创业者在发展初期，多数都是农民、手工业者。凭着“走遍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上世纪80年代初，一批“中国第一代创富英雄”，先后踏上务工经商之路，有的很快崭露头角。卖棒冰的宗庆后，打铁的鲁冠球，摆摊修鞋的南存辉和邱继宝，当物理教师的刘永好……这些出身寒微的人物在选择了新的谋生方式之后彻底改变了命运，后来成为纵横经济沙场叱咤时代风云的强者。
　　1980年12月，个体户年广久注册了“傻子瓜子”商标。随着这一品牌的打响，年广久的生意越做越大。邓小平同志两次发表关于“傻子瓜子”的讲话，年广久因此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是国家根本大法第一次承认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
　　个体户、个体经济的腰杆子开始硬了起来。社会偏见逐步消除，不少个体户都成了“万元户”，而且有的还被政府戴上了大红花请到主席台，对着台下的群众介绍致富经验。
　　民营经济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末，很多中国人这时已经习惯了个体户和乡镇企业，却对“雇工八个人以上”的“私营业主”格外警惕。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根本大法再次对改革实践做出积极反应，确定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

一次次创举屡屡突破禁区在“破”与“立”中急流勇进

　　民营经济30年发展史，也是中国人民创业环境不断改善的历史。
　　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使中国民营经济出现停滞。
　　历史的关键时刻，小平同志于1992年前往深圳珠海等地视察，并发表了中国改革史上著名的“南巡讲话”。他提出了：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建设的步伐要更快一点，他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确立了我国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给私营企业家和个体户吃了一颗定心丸。
　　此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受到困扰的改革开放冲开了闸门，激流向东，使民营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上世纪90年代改革进程中，山东诸城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当时，陈光任诸城市市委书记，在1993、1994两年的时间内，该市把全市95%的国家和集体企业“卖光”，陈光从此被人称为“陈卖光”。诸城的做法无疑是“惊天骇俗”，很多人责问：是不是在搞私有化？
　　一位中央领导在经过调查后充分肯定了这个经验：诸城市通过股份制、“外资”嫁接改造、破产、兼并等形式，加大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实际效果显著。之后的中央文件更明确提出“一般小型国有企业可以出售给集体和个人”的指导思想，促使中国私营企业从1990年的九万多户一下子猛涨到成994年初的23.8万户，增长170%。
　　诸城事件第一个尝了“国退民进”这只螃蟹，为推动民营经济的进程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初还有这样一个普遍现象：出于对“姓资”的压力和恐惧，很多明明是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私营企业，集体没出一分钱，偏偏要去打集体的旗号顶着个集体企业的“红帽子”。一批有名的私营企业家就因此受到连累。
　　1995年，温州的“鹿运(温州鹿城运输总公司)红帽子”事件——曾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免去法人代表的鹿运公司大股东张朝荣最终重新拿回了正本清源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在中国经济理论界掀起了一场大讨论。此事成为中国民营企业摘掉“红帽子”，回归本来面目，明晰产权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党的十五大在所有制问题上实现了新的突破，私营经济从“补充”地位上升到了“重要组成部分”。之后，各地都出现了摘掉“红帽子”，还私营企业本来面目的热潮。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一次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了国家的根本大法，民营经济有了真正的保护。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创业热情被进一步激发，他们开始在各自领域显露峥嵘，上演了一幕幕轰动全国的精彩剧目：温州青年王均瑶“胆大包天”，成为私人包机第一人；农民企业家陈金义一举收购了上海六家国有商店，成为改革大潮中第一位收购国有企业的民营企业家；万向钱潮股票上市，成为中国首家上市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走向资本市场的大戏也由此拉开……
　　这一次次创举屡屡突破了经济领域的禁区，无不体现了中国民营企业家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也使民营经济得以不断突破发展空间飞速壮大。

抓住新契机实现破蛹化蝶的新腾飞

　　进入21世纪以来，宏观政治、经济大环境不断出现催发民营经济的“利好消息”——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公平竞争”的原则促使民营经济实现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到平等享受“国民待遇”的市场主体的新演进；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更为中国的非公经济破除了体制性的障碍，民营经济可以与国有、外资企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展竞争；
　　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正式公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文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非公经济“两个平等”即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和经济上的“平等”竞争，成为非公经济发展的新视角，民营经济腾飞的新契机。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在一系列“利好消息”的催动下，中国民营经济进入了超常规发展的历史时期。
　　民营经济开始翻开中国经济向尖端技术进军新的一页。一批批民企争先恐后跨入各地科技园，生产出了从来不敢想的尖端产品。当年因“假冒骗、低小散”出名的“温州制造”，如今以“德力西”、“正泰”、“飞策”等生产的温州电器产品，已创造了连助神五神六神七“飞天”的辉煌业绩。来自全国工商联的数字显示，民营企业已成为技术创新中坚力量，拥有全国66%的专利与74%的技术创新以及82%的新产品开发！
　　民营企业正大胆迈向曾经陌生的海内外资本市场。2004年6月，深圳中小板开市，浙江新和成成为中小板首家上市公司。在近年来的上市公司并购案中，民营企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民营企业入主上市公司，成为第一大股东的范例日渐增多，引起市场人士的普遍关注。一大批民营企业开始到海外资本市场“借壳上市”。
　　民营企业的灵活机制，使中国产品以势不可挡的“全覆盖”之势打入世界市场，为中国产品走向国际化积累了大量经验与教训。30年前铁匠出身的鲁冠球，如今他的企业生产的“万向节”不仅顺利打入欧美发达国家，而且占领了号称高科技的美国同类产品的1/3市场，他还聘请了美国前任商务部长做他的顾问。
　　大批民营企业纷纷抓住国际机遇走出国门，去境外投资已经成了越来越多民营企业的共识。“万向”并购美国舍勒公司抢占技术优势，使其产品一夜之间融入美国市场；“华立”在泰国罗勇建工业园区；“康奈”将工厂“搬”到了俄罗斯乌苏里斯克；新洲集团把目光瞄准了俄罗斯的森林和石油资源……
　　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民营企业家勇往直前，不断克服困难，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了他们的睿智与生命力。尽管目前受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影响，民营企业面临新一轮的挑战，但是有30年的创业实践，在摸爬滚打中成长成熟起来的中国民营企业，在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过程中，正一步步地破蛹化蝶，从“作坊时代”向“跨国时代”跨越。

背景链接

■ 198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的若干政策规定》，个体户的合法地位得到了国家的正式认可，当代中国民营经济的萌芽之种由此播下。     ■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是国家根本大法第一次承认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     ■ 1993年2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的决定》，其目的是要促进中西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乡镇企业在我国发展不平衡的局面。     ■ 1993年3月，30多位民营经济的代表作为新当选的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迈入人民大会堂，格外引人注目。这在民营经济的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个新的里程碑。     ■ “八五”期间(1991年至1995年)，中国私营经济蓬勃发展。截至1995年底，中国私营经济的年总产值为2295元，私营企业总户数为63.1万户，注册资金2600多亿元，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共计5313.5万人。     ■ 2005年2月，《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正式公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     ■ 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 在中国，私营企业家向经济贫困地区投资，促进其经济发展，人们称之为“光彩事业”。2007年底，由非公经济人士发起的以扶贫开发为主要内容的光彩事业已实施项目16244个，到位资金1337亿多元，培训人员387万多人，帮助带动787万多人脱贫。在中国7.6亿就业人口中，民营经济吸纳就业量占90%以上。     ■ 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者。他们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和40%的进出口贸易总额、69%的出版发行。个体私营经济占GDP比重已超过1/3，部分地区达到80%以上。预计到2010年，非公有制经济将占全国税收的50%。     ■ 广义的民营经济是对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集体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狭义的民营经济则不包含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一般情况下，如果不作特别的说明，各种分析报告和报章上所说的民营经济都是指狭义的民营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