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城农民工的心愿
    2007-03-05    本报实习生:杨烨 邓若珩    来源:经济参考报

    2月24日,准备乘坐农民工专列的贵州省贞丰县农民工通过检票口。
  当日,贵州铁路部门为贞丰县上千名农民工加开贵阳到上海的农民工专列,受到农民工的欢迎。新华社发(肖帆 摄)

  随着春节的离去,大批的农民工踏上了返城的道路。记者走访了一些工地,在和农民工的交谈中发现,除了工资,劳动保障,子女教育等问题外,学知识和技能,成为农民工最关心的问题。

“只要能赚钱,吃再多苦也不怕”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大部分刚进京的外来打工者都缺乏最起码的生活保证,吃住条件相当差。家在东北的小张说:“我刚来北京那会儿,不认识啥人,刚开始咋也找不到工作,从家里带来的钱都花得差不多了,没办法,正好赶着是夏天,晚上就往地铁地下通道里一窝,熬到白天继续找工作。
  “刚来城里的时候,那日子真的很难。”老家在河北邯郸的葛海印告诉记者,“我们拉300块煤才给4块钱,我刚来的时候又没有什么关系户,每天拉不了多少,最多的时候一天也就赚二三十块钱。这里和我们村里不一样,啥都要花钱,一年下来,我连回家的车票钱都没有,还借了一屁股债,过年都是老乡给凑钱买的车票。”
  当记者问道:“这样辛苦为什么还要出来打工?”已经在北京呆了四五年的葛海印叹了口气:“如果不出来,在家里更没有钱赚。现在虽然苦点累点,至少可以赚钱啊,现在我们村几乎所有的人都出来打工了,你不干,多的是人干。何况最苦的时候都挺过来了,现在我啥都不想,就想多挣点钱。”

“这里再好,也是别人的地方”

  随着进城务工人员逐渐地年轻化,他们对于城市的依恋程度也越强,而在融入城市的道路上,工资报酬不高、社会保障少等仍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问题。
  “我今年20岁,刚来北京一年,我想好好工作,以后能在这里买房子,娶个媳妇,做个真正的城里人。”来自四川的小刘指着工地旁边的楼房,满眼向往地对记者说,“其实我出来打工,家里人很不放心,电视里总有民工受人欺负、出意外等消息,每次打电话我都要告诉家里人,我很好。就算受多大苦,我还是想在城里呆着,我想,自己努力赚钱,也许有一天也可以像你们一样。”
  当问到有没有被城里人歧视这个问题时,更多的农民工表现都很平静:“这本来就不是我的家啊,也不能呆一辈子”,“这里再好,也是别人的地方,等过几年不能干了,就回家种地。”
  “我们的确是脏点,那天天干活没办法啊,有时候坐车的时候就有些人故意离我们远点,这也能理解,大多时候城里人对我们也没有什么看不起啥的,有些人对我们还挺好,看我们过得不好,还送衣服啥的给我们。”刚从河南老家回来工地的小赵说。
  “我觉得真正的北京当地人不会看不上我们,他们对我们都挺好的,没觉得被看不起。”葛海印告诉记者,“自从北下关煤场关闭之后,我自己在小西天附近拉煤,给一些老北京的住户和饭店送,他们对我都很好,经常还会给点衣服、吃的什么”。
  但正如农村有股推力把农民推向城市一样,城市也有一股推力把农民工推回到农村。小刘告诉记者,他的叔叔快50岁了,现在长三角的一个大城市里打工,像他叔叔这个年纪的属于第一代农民工,文化程度相对较低,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业越来越困难,他们在城市生活既缺乏社会根基,又缺乏社会保障,在城市里难以维持生计,就只能选择返回农村。

“娃儿能像城里人一样念书多好”

  来自四川达州市农村的刘云峰今年13岁,两年前随父母来北京,现在就读于北京市某小学。小家伙去年期末考试门门功课都是优秀,但是他的父亲说:“从日记中知道儿子的心事后,很是担心。他害怕读书差了,拖班级后腿,不受同学老师的欢迎;考试考好了,他也害怕在班上评不上先进,很丢脸。”
  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公立学校近年来逐渐向农民工子女敞开大门,当农民工子女步入这些学校后,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像刘云峰那样,在城里的学校念书“心事重重”。他们仍然不能像城里孩子一样公平地受教育。
  北京一所小学领导告诉记者,除了学费,公立学校还要求民工子弟在入学时必须出示暂住证、务工证明、居住证明、出生证明和户口簿等五证,否则需要交借读费。但由于不少农民工在打工期间,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或是无法提供社保缴交证明,农民工的身份就无法认定,随其进城的孩子就读公办学校的借读费也就无法减免。
  据来自贵州的王佳平讲,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用占了他每月收入的60%。他准备等小孩念完小学就送他们回老家念书,因为“北京学校收费太高。”

“要是能学点技术就好了”

  绝大多数农民工群体中,大都是来自贫困地区和偏远山区,他们背井离乡、甚至拉家带口到城市谋生计、求生存,也是为了更好地创造生活、享受幸福。他们共同的想法是“打工挣钱、养家糊口、赡养老人、带好孩子”。但是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有资料显示,在农民工群体中,真正有高中和大专以上学历的平均不足20%,还有的是“文盲”和“半文盲”。他们到城市“发展”,面临许多“不适应”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正视这个问题,“能得到培训,学点技术”成为很多农民工新年里的最大心愿。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想有个固定的工作。”葛海印憨厚地一笑,告诉记者,“现在就是不懂技术,要是有技术那可好了,有技术就有活干了,像我老乡,有学修车的,有学电脑的。我也想学,就是没条件啊,没钱也没时间啊,老婆孩子天天开销,我去学技术他们怎么办啊。要是我有点技术,肯定挣得比现在多,就是现在没有那么多的钱,不过我以后也一定会赚钱再念念书。”葛海印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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