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幸福总值的重庆经验
    2010-08-06    作者:吴红缨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8月1日,重庆农民陈刚成为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农转城”领到户口簿的第一个人。
  重庆市近日宣布将从8月15日启动中国最大规模的户籍制度改革,让338万农民在两年内成为城市居民。到2020年,预期这一目标将达到1000万人。
  户籍改革是重庆今年推出的十大民生工程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表示,这些民生项目的目的是为全市人民群众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居民幸福打下安全的基础,让居民幸福指数得到保障。
  薄熙来称,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不仅取决于经济总量和人均经济量,还取决于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居住条件、安全状况、人际关系,以及市民气质、精神状态、主人翁感等。一个城市的居民,在人均GDP和GDP总量比较低的情况下,也可能有较高的幸福指数。
  现挂职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助理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认为,重庆的实践可为中国各地正在探索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GNH)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

  重庆的幸福感

  重庆提出了民生导向发展路径,主要体现为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所决定的十件民生大事。包括建设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实施农户万元增收工程,森林覆盖率达到40%(城区绿化率达到35%),建成500个交巡警平台,提前实现全市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培养照顾好130万农村留守儿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医疗资源向基层倾斜,发展6万户微型企业(新增30万就业岗位),以及深入开展“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深化“三项制度”等。为抓好这十件大事,重庆市将在未来两年半投入3000多亿元。
  目前重庆正在大力建设的“五大重庆”——平安重庆、森林重庆、畅通重庆、健康重庆、宜居重庆,就包含了“提升百姓幸福感”的主题思想。
  衡量一座城市的国民幸福总值首先是这座城市居民的安全指数。“平安重庆”主要是让群众的人身、财产和家庭安全有保障。去年以来,重庆开展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薄熙来说,一个地方要实现科学发展,有大出息,必须走正道,维护公平正义,把“流氓经济”、“无赖经济”彻底清理掉,营造科学、民主、法制的发展环境,让百姓安居乐业。
  “森林重庆”功能之一是让老百姓多吸氧,这两年全市造林800万亩,可释放1000多万吨氧气。“畅通重庆”主要关注交通工程,让主城不塞车、乡村有油路。“健康重庆”则要让孩子长得壮、老人能长寿。重庆已新建塑胶运动场359个,给120多万学生改善了锻炼场所。“宜居重庆”则是要让全市百姓,特别是中低收入的市民都有房住,而且环境好。
   薄熙来的一个看法在重庆广为人知,即一个城市在环境、住房、安全、祥和等诸多因素,如果做得到位,让人民群众有亲切感,有主人的感觉,这个城市百姓的幸福感就会大大提升。
  重庆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发布的民生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重庆人的生活满意度(幸福度)达到 88.8%。与上一年相比,上升了2.5个百分点。

  改善民生与提升幸福感

  崔之元认为,重庆的国民幸福总值居前列,说明其实践切合了现阶段中国的现实。即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让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又不单纯追求GDP,对市民住房、孩子上学、穷人看病等民生大事都考虑和安排妥当。
  官方资料显示,重庆目前还有为数甚多的贫困人口,每年有近12万农村孩子没钱上学,主城区有40多万户居民没住房,人均住房面积10平方米以下的有20来万户,城镇低保群众还有60多万。
  在此背景下,重庆如何既发展经济又关注民众幸福感便非常值得考量。
  薄熙来曾要求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不求经济增长最快,但求百姓生活改善最明显;不求高楼大厦盖得最多,但求百姓过的最幸福”;并提出两个50%(即要求各级干部50%的精力抓民生,财政支出50%用于民生),进而努力探索以民生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子。
  薄熙来在8月1日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说,有些同志可能担心,改善民生会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其实改善民生,不仅不扯经济发展的后腿,还会有力、持久地推动经济发展。而市长黄奇帆在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曾为“民生十条”算过一笔账:未来3年投入3000多个亿,可以带动内需至少4000多个亿;今年完成民生投入1200多个亿,就可以拉动GDP增长4-6个百分点。薄熙来指出:“倘若一个家庭,有房住,能就业,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生活环境优美,兴趣爱好能够施展,精神生活有所寄托,即使城市GDP不算高,家庭成员也会处于幸福之中。”
  崔之元归纳了重庆提升国民幸福总值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即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携手并进。
  2000年时,中央对西部大开发有一条优惠政策,允许西部12省市对所有工业企业,凡是符合西部大开发产业条例的,只征15%的所得税。在2008年1月1日前,工业企业的所得税率全国统一是33%,之后降低为25%。西部其他省份也执行了15%的优惠税率,但不少省两三年后发现,由于税率太低,税收收入大幅减少,使得政府不能完成必要的社会职能。因此,很多省份主动放弃了优惠政策,而只有重庆将此优惠政策坚持至今,一直使用15%的税率。
  据崔之元分析,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10%,若所得税率是33%,企业最终所得只是6.7%,银行存款利率可达5%左右,所以搞工业企业实际上比银行存款稍微好一点,但需承担风险。重庆将所得税率降为15%,让工业企业有了相对较大的盈利空间,收益大大超过银行存款,使重庆的投资吸引力增大。
  重庆政府敢于长期坚持15%工业企业所得税率,关键原因在于,重庆政府的国有资产增值了4倍,使政府的财政能力底气很足,不依赖于对企业(主要指民营企业)的高税收。国资增值使政府有能力普遍地降低税率,民营企业和老百姓可以缴纳较少的所得税,投资有利可图,这是“藏富于民”的主要机制,因此也有利于提升重庆人的幸福感。
  记者从市长黄奇帆近来对重庆“民生十条”的生动阐述中看到,诸如扶持发展6万户微型企业、在大规模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给进城农民相应保障等措施之所以能得以实施,都得益于重庆“藏富于民”机制的良好运转。

  重塑核心价值观

  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提交了《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我国从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建构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了解人民的生活满意度,并成为政绩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
   在2006年,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国家统计局正在制定国民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等统计指标,希望通过国民幸福指数等每一个百分点的变化反映出社会进步。
  由于GNH是对于人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如何基于本国文化历史传统,创造性地建中国的GNH体系,是一大难题。有学者认为,编制国民幸福总值方案,政策性、理论性很强。既要有很强的针对性,以反映某一具体阶段政策导向的要求,又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经得住历史考验。突出的理论难题是不仅要从工业化的现实出发,还要基于未来的发展,指标设计要处理好“提前量”,处理好眼前与长远的关系。目前,国家的指标体系尚未出台,但各个地方政府已开始这方面的探索。不少地方都提出要采用国民幸福总值、群众满意度等新的评价指标。其中重庆颇具代表性。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称,从2008年起是中国社会的第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以政治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第二个30年以经济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第三个30年就是以社会公共服务为中心,即强调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也就是温家宝总理说的,建设一个让人民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社会。竹立家认为,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未来30年,我们能不能搞出一个社会主义,能不能搞一个让人民幸福、尊严的社会,在理论上必须要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上下功夫。
  “这个方向,一个是张扬核心价值,张扬核心价值必须得有载体,从重庆的‘五个重庆’及统筹城乡这两个载体里,我们可以演化出好多政策,适合于重庆发展,又适合未来社会机构改革。二是构建民本社会。五个重庆也好,统筹城乡发展也好,最根本的就是民本社会,就是以民为本,是使人民更幸福。这些代表着重庆的社会转型的方向,也代表中国社会未来的方向,所以要好好总结。”竹立家称。
  薄熙来在8月1日的会议上表示,以民生为导向,把民生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必由之路,重庆要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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