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会带来通胀
    2010-07-07    作者:叶檀    来源:中国证券报
  从7月1日开始,河南、深圳、陕西、安徽、海南等地开始上调最低工资标准。除了深圳,其余各地增幅都在20%以上,其中海南一类地区的工资增幅是31.7%,位列全国之首。
  一场分配制度的大改革已经到来。此次分配体制改革的完成过程,将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工业化进程的大致完成,而收入分配体制有望逐渐转向激励机制主导。
  经济结构调整已到关键时刻,以往的低薪与低资源价格对应的是出口主导的经济模式,而目前内需与投资主导的经济模式需要收入分配机制、资源分配方式的大变革,需要建立完善基本的社会保障体制与全民信用体制。
  无论是国际市场遭遇的贸易壁垒还是2万亿美元以上的外汇储备,都在印证,就外部环境而言,低价品出口主导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硬币的另一面是,国内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压力,中低收入者对提高生活质量的期待。
  完善分配体制绝不等同于均贫富。一个健康的经济体靠合法的税收体制支撑,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与基尼系数显示收入分配过于悬殊。政府与企业存款上升而居民所占比例每况愈下,说明我国的税收体制存在漏洞,高收入者并未尽到应尽的社会责任,低收入者未能享受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成果,导致社会运转成本增加。
  收入分配悬殊的影响已体现出来,比如在初期工业时代过早培育了一批食利阶层,打击了实体从业者。在产能过剩没有成为主要矛盾的时代,实体经济从业者还能维持一定的利润率,随着产能过剩日益突出、行业壁垒有增无减,从2007年开始有大量民间资金从产业资金变身为投资资金,所谓的温州炒房团事实上是进入投资品市场的民间资金。从事专业投资并不是错误,但这对于尚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中期、投资率仍在35%以上的现状来说,并非幸事。
  另一个问题是,收入分配改革是否会带来可怕的通胀?日本与俄罗斯的例子可以给我们带来些许安慰,不改革分配体制、不对货币发行负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通胀的同义词,反之,负责任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则是劳动生产率提升、民富时代的标志。
  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奠定了日本从1960年到1990年的经济二次腾飞基础。到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行的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两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超低水平,日本经济迎来黄金期却没有迎来通胀恶化期,让所有痛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人哑口无言。其中并无诀窍,日本政府不是通过滥发货币,而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民间投资实现国民收入倍增。从1952年到1970年,日本私人投资的数字增长超过10倍。
  另据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俄罗斯国民收入增加并未引发恶性通胀。1999年至2006年,俄罗斯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期间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增加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200%。8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两倍。
  回顾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高通胀时代,均经历了数年的高货币发行与高投资期,而后才是收入小幅上升,最后物价上涨或者资产品价格狂涨。所谓的收入推高通胀是倒果为因,通胀是货币滥发下的蛋,在一个劳动力供应充分、博弈平台不充分的国家,劳动力收入从来不是通胀的主因。
  最让人担心的不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而是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期间,货币发行失控、行业壁垒无法打破、企业效率下降。如果我们不改革分配体制,所谓国民收入倍增不过是垄断企业、权贵企业高管百万年薪、千万年薪翻番的借口,是一场资本与既得利益者的盛宴。
  相关稿件
· 破解收入分配难题 能否告别低工资时代? 2010-06-11
· 今日观察文字实录-破解收入分配难题 能否告别低工资时代? 2010-06-11
· 走出收入分配三大认识误区 2010-06-11
· 破解收入分配难题 能否告别低工资时代? 2010-06-09
· 改善收入分配的可行对策 2010-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