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规模庞大之外，中国经济在结构问题上并没有多少惊人之处，更谈不上“另类”。 在相当大程度上，这是经济发展中的阶段性现象。非居民资本存量、单位劳动力资本存量、出口年增长率等指标，日、韩在经济快速增长期都比今天的中国要高。而中国的这种失衡很可能已达峰值，有望陆续进入下降通道。当然这是个相当缓慢的过程。
　　面对高速上涨的房价，有些人感到无力承受，也不可理解，甚至有人转而选择去诅咒高房价。部分学者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似乎也抱有类似态度。
　　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观点：中国经济增长是浪费式的和低效率的，不可持续。这类观点通常指向的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是高投资、高出口、高能耗、高顺差、低消费、低收入增长、低城市化、收入不平衡、地区差距大、金融压抑，或许还有开头提到的高房价。这构成了对中国模式的担忧和困惑。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这组特征是不寻常的。印度是他们津津乐道的参照系。不少学者也更认可印度的经济模式。值得提及的是，房价是中印比较中被忽视的因素。一家专业房地产调查公司“全球房产指引”，6月提供了对全球超过110个主要城市核心城区所做调研的结果，印度第一大城市孟买的房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1.75倍（孟买每平方米9542美元；上海是5449美元）。在国际上，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增强，中国的经济失衡，在很多人眼里成了国际经济麻烦的制造者。
　　这些不平衡当然是不合意的，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经济迅速成长的“并发症”，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起点和基础。要知道，在1978年之前，上面提到的所有失衡问题几乎都不明显，甚至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失衡也远没有如此严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撰书指出，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还是主要依靠内需和消费的经济，但从上世纪90年代就转向依赖外需和投资的经济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也是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不断下降的。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把很多结构失衡看成是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中出现的合理现象，甚至看成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种途径。在经济“起飞（Take-off）”阶段，城乡差距和低工资加快了城市部门的积累，而少数地区的超前发展，带来了要素集聚效应，成为具有带动作用的“增长极”。
　　只要对中国结构性失衡作多角度的比较分析便可知，除了规模庞大之外，中国经济在结构问题上并没有多少惊人之处，更谈不上“另类”。
　　首先，在非居民资本存量、单位劳动力资本存量、出口年增长率等指标上，中国差不多都低于日韩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相应指标。1978年至2003年，中国的非居民资本存量、单位劳动力资本存量、出口的年增长率分别是7.73％、5.73％、14.42％，美国同期这三个指标分别是3.23％、1.81％和5.91％。显然，中国都要高出美国很多。与欧洲的成熟经济体相比，结论也是一样。这似乎凸显出了中国的独特性。然而，如果对照日本和韩国在1952年至1978年经济起飞阶段的表现，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几乎如出一辙。在这段时期，日本非居民资本存量、单位劳动力资本存量、出口的年增长率分别是9.57％、7.97％和13.17％，韩国相应的三个指标增长率依次是10.89％、8.77％和26.1％。相比之下，日、韩在经济快速增长期面临着比当前中国更加严峻的结构问题，甚至即便是现在，日、韩的经济结构也还是更像中国，而不是美国。这个模式支撑着日、韩迈入发达经济体之列，就这一点而言，不应对中国经济的前景过度担忧。在结构性问题上，印度的问题正是在于储蓄率较低、资本积累不足以及基础设施投资落后，也就说，印度问题出在离中国模式太远了。
　　其次，从现代消费理论的视角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优良的人口结构可以很好地解释居高不下的高储蓄率。中国异常的储蓄率是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关键政策急剧转变的结果。第一个转折是，1978年以来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对外开放，随着这一发展，收入增长率从大致稳定的3％急剧达到10％以上的水平。这个不同寻常的高增长率（而不是低收入水平）是理解与之伴随的高储蓄的重要基点。第二个转折，是人口政策。自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严格的计划生育从城市到农村得到了严格执行。显然，这两个转变对储蓄率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其一个效应是，15岁以下的人口同就业人口的比率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0.61猛烈地下降到世纪之交的0.33，人口红利使得经济中正储蓄的人群比重显著增加，进而提升了储蓄率。第二个效应是，家庭养育子女数量的锐减，颠覆了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迫使父母减少对子女的依赖，增加储蓄以自我养老。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在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似的阶段，国民储蓄率与当下的中国不相上下；意大利在上世纪60年代储蓄率也曾高达24.5%，与中国相差无几，而意大利是天主教国家，与东亚的儒家文化相去甚远；新加坡的储蓄率更是中国的1.5倍；20多年前，博茨瓦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储蓄率也远高于中国目前的水平。
　　上述两方面的分析表明，在相当大程度上，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是经济发展中的阶段性现象。有很多迹象显示，这些结构性失衡很可能已达峰值，有望陆续进入下降通道。一个标志，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2010年春节过后，用工荒由几年前的沿海地区蔓延到内地，近二十年来持续徘徊的工资水平终于出现明显上升，最低工资普遍上调，部分外企甚至出现罢工潮……这些表明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确认，很多结构失衡问题有望得到缓解，当然这是个相当缓慢的过程。期间，工资性收入会有所上涨，收入分配有望合理化，消费的贡献度也会增加，城市化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应该对“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保持开放态度。
　　中国经济的失衡不是“绝症”，发展中的问题可以在发展中得到解决。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宏观经济观察研究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