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思维或行为习惯以及习俗的形成，非一日之事；要改变，更非易事。所以，制度经济学家要将习惯和习俗作为社会经济系统辨识与变迁的基本解释因素。如果一种制度不能得到习惯和习俗的认可，很难得到有效实施。而制度变革的成功，一种新制度的有效施行，也就意味着作为其基本支撑因素的习惯和习俗悄然发生了变化。
　　一种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必然是以一定的制度框架作为保障的，所以，调整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总是艰难而有代价的。社会各方对此不能不抱有宽容的心态。
　　尽管学者们始终都在抱怨中国经济结构问题，但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骄人业绩的取得，结构改进却是一个主要引擎。特别是过去30年来，先是在传统农业改造过程中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改进，接着是制造业高速增长带来的城市经济结构的改善，还有如今服务业在城市化加速进程中的增长，无一不是不同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目前，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占了GDP的近一半，服务业占了40%左右，这已与30年前中国经济结构有着天壤之别。当然，在这次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中，中国又一次面临着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突出问题。这并非坏事，否则，就意味着增长空间的缺失。
　　无疑，工业化、城市化和服务业的推进，仍是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现代史的经验表明，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快速推进，工业化仍是重中之重，中国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因而也就仍在制造业。这不仅因为产业通过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的转移，可以节省30%至40%的成本，从而使中国制造业仍将在相当长时期内维持全球竞争优势(310368,基金吧)，更因为在长期粗放增长奠定的基础上，中国制造业的两端存在着巨大扩张空间。
　　一端是研发，及由此延展的高精尖先进制造业。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的船舶、汽车、飞机制造业已居世界第一规模。但遗憾的是，这三个领域的核心设备，包括发动机、数字化信息集成系统、卫星导航系统等，基本是进口。这些核心设备的价值，占到整机成品总体价值的大部分，由此，目前中国在这三个领域所做的，不过是组装和外壳制造而已。世界第一产能大国，实则外国先进者的最大打工者。
　　核心技术与设备的研发制造能力，是下一步中国必须着力提升的，这将决定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产业链高端进军的成败。可以预期，中国制造业仍有相当的整体提升潜力，在全球制造业中的竞争能力仍会得以提高。
　　另一端是制造业延续的市场环节，包括市场交易、营销、物流和相关服务。中国已是船舶制造规模最大的国家，但围绕新旧船舶和航运交易的市场，基本在欧洲航运强国；特种船舶的主要拥有者，基本是包括船舶基金在内的西方各类船东，中国这个最大的承租者，却掌控不了世界船舶租赁市场。2009年，中国已成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但作为制造业成品的整车运输市场，却基本被欧洲、日本和韩国所垄断，中国尚未建成一支成规模的汽车滚装船队。
　　这些针对制造业产成品的交易市场，形成了定价中心和营销网络，促成了庞大的物流行业。前者掌握着全球定价功能，利用价格杠杆不仅将供求关系向着有利于掌控者的利益方向变动，更是将尽可能多的利润转移到境外，而将成本和损失留在中国，也以此逃避中国税收。另外，通过行业景气上升时提前下订单、景气下落时终止订单的方式，原材料涨价和产成品价格下滑的风险几乎全部留给了中国制造商。后者，由于体积、安全等因素，某些制造业产成品流转所需要的特种运输、存储、服务市场因被他人掌控，中国制造商遂成物流等服务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这在给境外垄断者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进一步挤压了中国制造业的利润，也扭曲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模式。
　　如果能够改变这种研发、物流两头遭挤压的状况，不仅中国制造业的价值含量将大大提高，能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的可持续增长，还能够切实推动作为现代服务业主体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没有诸如研发设计、营销和市场交易、物流、管理咨询、金融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断然不会有现代服务业的整体发展。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恰好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增长力量。所以，推动中国制造业向两端发展，理应成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
　　已经有强烈的迹象表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重点越来越清晰地体现出以上要求。可以预见的是，研发设计、高精端先进设备制造业，以及市场交易、全球性营销网络和物流环节的建设与发展，在今后会加速。而这两大领域，正是各类资本的投资重点。由此也可以肯定，无论是私人股权资本还是银行信贷资本，也不管是大额资本还是小额资本，对这两个领域的投资，都会是今后一段时期内获利最为丰厚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