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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08 作者:唐学鹏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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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使人类在经济、脱贫、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利益最大化。
12月7日，举世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出席，哥本哈根气候会议试图用即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确立下一步“全球反暖化”的战略纲领。
战略纲领将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减排目标；共同但有区分责任的划分以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这其实也是延续了《京都议定书》的遗产。但阻碍哥本哈根会议达成一个全面协议的因素是减排目标的确认和分配。
我们认为，正确的思路或许并不是像戈尔那样，通过强烈的夸张修辞来制造“2012式的气氛”，并让政治家激进地按照最悲观的模型来设计碳排放计划——以平均每年耗费40万亿美元的代价，在2100年内将温度上升控制在2度以内。而温度超越2度造成的气候损失每年大约上升为1万亿美元左右，也就是说，这是项用40倍的代价来换取的计划。
很多人强调全球暖化造成的所谓“不可估量的伤害”，例如戈尔说暖化造成海平面上升，或将上海和纽约变成泽国。坦率地说，海平面从19世纪以来一直都上升，本世纪会上升30厘米，但据联合国利用卫星测量数据，上升速度并没有加快，跟150年来的海平面上升均速是一致的，最近几年还下降了。另外，全球暖化也许同人类活动（碳排放）高度相关，但它们之间的关系高度复杂，例如测量全球海洋热容量其实是一直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清楚全球变暖所带来的热量去了哪里。而北极融化只能部分用全球变暖解释，因为更主要的原因是北冰洋风力循环造成的，使得冰雪被吹进了北冰洋。
这并不是说，我们要走到攻击“气候门”的保护主义阵营、否定全球暖化、排斥碳限制，而是应当采取一种连续的、历史的、可交易的和非激进的理性来权衡碳排放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实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法则来刻画这种权衡：“使经济福利增长边际受益和碳排放边际成本之间相等”，从而使得人类在经济、脱贫、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利益最大化。
比如以欧盟提出的2020年比1990年降低20%碳排放为例，它需要付出10万亿美元成本，但仅仅在2100年前阻止1/60度上升，1美元仅仅产生不到5美分的环境收益。欧盟经常提到，暖化将导致疟疾肆虐，在2100年疟疾威胁人口增加3%，但其实另外一种解决之道在于每年拨款30亿美元购买蚊帐和无害DDT喷雾，就可以在10年内让疟疾人口下降50%。
当我们用哈耶克的“自由秩序扩展理性”、以“经济福利增长边际受益和碳排放边际成本之间相等”原则来看待哥本哈根会议时，我们希望“里约—京都”路线应当提高适应性，比如尊重非洲森林的碳汇功能，并纳入CDM机制里面给予交易性补偿；赞同共同带有区分的责任，使中印等国碳强度减排具有“自主和自愿”色彩、鼓励各国拿出GDP0.5%左右汇为低碳技术研发基金；改变对化石能源的过度反感，集约化地使用它们，而降低生物燃料需求（生物燃料增加导致砍伐大量吸收二氧化碳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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