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企稳回升关键期。在当前实体经济尚未真正复苏的情况下，企业家出于慎投或避险的心理，没有充分把国家释放大量的流动性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长率，加上近期流入中国的巨额美元外汇，相当一部分资金涌入楼市、股市和票据市场，结构性资产泡沫已经抬头(非常态经济条件下只需3-6月就能实现，无需常态经济下的1-2年)，我国不宜频繁使用货币政策，决策层需要实行政策微调，放缓货币投放速度和数量，下半年调整方针应转向“防风险、调结构”，否则会使货币政策陷入“低利率陷阱”。但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我国货币政策刺激内需作用有限，财政政策功能也难以充分发挥？笔者认为：实体经济恢复较慢的主要原因是外需下降太快而内需增长相对缓慢，使得货币扩张应并未消化过剩产能；内需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收入差距悬殊和垄断集团利益固化；收入差距悬殊和垄断利益固化的原因是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滞后，而既得利益固化还使有关政策缺乏广泛代表性和有效回应性。如果全国上下能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并痛下决心进行改革，既得利益集团愿意退让部分利益，那么改革也才能进行下去，改革才是中国真正走出危机的最根本出路。

    一、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来缩小社会收入差距、提高全体公民社会保障水平，从而实现内需稳步增长。

    中国经济最大弱势在于分配不公，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瓶颈。我国不仅城乡收入差距大，基尼系数实际已达0.5，城市居民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在扩大，行业收入差距最高与最低的比值也在逐年拉大，2007年，中国行业工资差距比达到11：1；截至2007年底，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中国人达41.5万，同比增长20.3%；《2009中国奢华品报告》指出：2008年，中国超过美国，成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销量居全球第一位；澳大利亚旅游部门统计，自2008年7月以来，中国内地来澳旅游的人数居各国之首，中国游客人均消费约2200美元，而日本游客只花费约712美元；但2005年全国仍有10.4%的居民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从储蓄角度看，2008年中国和美国的储蓄率分别为51.3%和12%，中国高储蓄率主要来自企业和政府，2007年企业储蓄占比达22.9%，为1992年的一倍，家庭储蓄占比则略有下降。以上事例，一方面说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社会收入差距的悬殊，而收入差距拉大是影响消费下降重要因素。
    我国不仅居民总体社会保障水平不高，而且城乡居民保障水平差距较大，居民社保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也偏低，个人社保支出负担较重。2008年9月，新浪财经网举行的一次网络调查显示，在被接受调查的3000多名的网民中只有6.9%的人有“五金”；从我国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情况看，1991-2000年，农村卫生预算支出只占政府卫生预算总支出的15.9%，同期农村卫生新增投入仅占卫生新增总投入的12.4%，因此，我国成为世界上卫生资源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2004年我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名列世界第188位，位居倒数第4。从政府社保投入情况看，去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为7.5%，远低于同期美国的30.2%和德国的55.5%，但同时我国对个人征收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障缴费占到了个人工资总额的41%。再次，联合国预测中国将在2024-2026年前后进入老龄社会。届时，不仅中国30年来的高速发展所仰仗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可能荡然无存，整个社会还将背上沉重的养老负担，因此，“未富先老”是我国未来社会发展所遇到的一个重大难题。所以，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适当降低个人社会保障缴费比例(社保收入减少部分可由垄断国企分红来补偿)，以提高劳动者收入和国内消费能力，不失为一个良策。

    二、要通过垄断行业体制改革，使民间投资快速恢复增长，并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复苏中起关键作用。

    当前，我国民间资本不仅难以进入金融、通讯、石油、电力等垄断行业，也难以进入铁路、民航、城市公用事业、教育、医疗卫生等提供“半公共服务”的行业。2009年中国改革评估报告指出，目前在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项，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项，而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只有41项，即民资的待遇不仅不如国资，连外资的同等待遇也没有得到，省级(含)以下政府在此方面难有大作为，需要最高决策层决断。从资金支持看，银行贷款投向过度集中在大客户，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尚未彻底缓解。近期银行信贷资金流向有以下倾向：在行业结构上，主要向交通运输、电力煤炭、房地产等行业集中；对单一客户贷款过度集中，目前有些银行已超过对单一客户的贷款不能超出银行资本金余额10%、对集团企业贷款也不能超过资本金余额的15%的监管红线；期限结构上向中长期贷款集中，中长期贷款占49%；多家银行集中授信同一大客户；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投入的贷款较多，集中度较高。究其原因，是贷款给政府大项目是“有风险、无责任”，而贷款给民营企业则不是这样，而经济复苏必须拉动民间投资，只有民间资本真正启动了，财政政策才可以“功成身退”，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长34.3%，占城镇投资总额的49.5%，但仍远低于常态经济下民间投资占总投资70%-80%的水平。垄断给经济社会效益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最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中国成品油含税价格高于美国油价问题，即使考虑了人民币购买力等因素，在我国职工平均工资只有美国1/10-1/7的情况下，那种认为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符合国情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从我国自身发展历程看，改革开放30年巨大成就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因此，要痛下决心，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强化行业之间及行业内部分工与竞争，继续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三、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来强化公共政策的代表性和回应性，切实维护和保障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政治学基本原理表明，民主政治制度的前提就是法治，即宪法的权威不仅要大于皇帝或某个人，还要大于某个政党、阶层或利益集团。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多实行政党政治，从广义角度看，政党在为全体人民或某一个阶层争取和维护各种权益的同时，也是一个利益过滤器，即政党先抽取一部分利益后再把剩下的财富向其它阶层和社会大众分配(安德鲁·海伍德，2001)，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政党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世界史还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发展与转型始终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主导、人民大众广泛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但关键是要形成宪法为核心的法律制度来实现人民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最大利益或保证大众得到最低程度的权益保障，而不能仅是精英们的“利益均沾”过程。我国四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实践标准就是一个政党的宗旨只有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并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诉求相一致时，该政党才有凝聚力和生命力，否则将被人民唾弃和历史淘汰。“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邓小平，1979)。腐败不仅与民主有关，也与法制建设、文化传统和社会风气紧密联系，虽然处于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国家也会发生甚至出现普遍性的腐败，如俄罗斯、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但从长远看，民主制度对腐败是能起到制约作用的，对提高全体公民的政治素养、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乃至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类进步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鉴于我国已在村一级实行普选，有些地方甚至已在乡(镇)、县(市)一级实行直接选举，当前需要做的是切实抓好基层选举和先在党内实行民主选举制度，逐步积累经验，科学谋划和健全制度，在继续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国家日益富强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国家统一并把我国建设成一个较为成熟的民主国家，这是成本最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转型，也才是全体中华儿女的真正福祉。(作者为浙江省青年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