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家:当前危机导致马克思理论的回归
    2009-07-31    陆遥/译    来源:经济参考报

  提要:马克思理论的中心是批判和解析资本主义。当前的全球危机验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解析。危机的发生肯定将带来资本主义系统的重构和改革,改革之后出现的将是一种仍可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而更接近于理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失败。

    法国《新观察家》杂志日前刊登记者吉勒·安克蒂尔对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专访,认为当前危机导致马克思理论的回归。

    《新观察家》记者问:因金融资本主义混乱引发的全球危机是否验证了马克思的解析?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答:马克思明白了一些被传统经济学家所忽略的东西:资本主义是一种通过危机以不稳定方式进行演化的系统。危机发生之时,该系统就会进行重构。此外一些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沿着马克思的理论思路才明白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在过去40年间,我们经历了新古典自由资本主义具有相当病理学意义的一场混乱,这是无法预计和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系统想要毁灭除市场本身以外的一切。正是由于极端自由经济的这个病根,眼下的危机才会超出我们的预期,而且它肯定将带来资本主义系统的重构。那么资本主义是否有能力对自身进行改革?在上一场世界大战之后,得益于上世纪30年代重大危机的经验以及与当时有关的政治和社会风险,资本主义成功地对自身进行了改革。大家或许还记得当时各国政府的标语,同时也是凯恩斯的标语:再也不能这样了。改革的灵感一方面来自社会民主遗产和工人运动,一方面来自某些国家的社会宗教思想,最后还与苏联的某些教训有关:计划思想、经济受到领导和控制、对整个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既然改革已经成功了一次,那么就可能再次成功。当然不会以相同的方式,因为两次危机并不相同。改革之后出现的将是一种我们仍旧可以称为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如果人们继续追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我认为这是行不通的。更接近于理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失败。

    问:这既是马克思的回归,也是凯恩斯的回归?

    答:令人意外的是,在上世纪末和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期间,重新发现马克思理论合理性的居然是一群生意人。自本次危机爆发以来,人们谈论更多的还是《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理论的中心就是批判和解析资本主义。凯恩斯的回归也存在,那是一种实用主义。凯恩斯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者,但不是马克思那样的经济史解析大师。

    问:美利坚帝国将走向何方?在奥巴马的领导下它会否演化?

    答:美国历史也是一种病理畸形。布什试图建立一个全球帝国。伊拉克战争是该计划的一部分,它毫无道理可言。如今这个帝国主义计划已经失败,奥巴马没有必要把它继续下去。布什及其团队忘记了一件事:虽然美国从军事角度来看无人可及,是惟一的全球军事大国,但它毕竟是一个已经进入衰退期的帝国。衰退是相对的,因为目前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低估了新兴经济中心,尤其是亚洲新兴经济中心的崛起。奥巴马的处境是,他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行使权力,还必须学会适应全球的多极化格局。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地位不断提升。从某种意义上讲欧洲也算一极,但只在经济层面而已,不包括政治和军事。美国甚至其制造业可能会出现一定复苏,但数年后它或许将不再是全球最大经济体。不过它仍将是一个巨大经济体,一个拥有大量人口和广阔领土的大国。这一点不能忽视。

    问:您曾写道在21世纪“帝国时代已经终结”,您从童年时代起也经历过多个帝国的消亡。那么在全球化时代,帝国还有前途吗?

    答: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因为这要看如何对帝国进行定义。殖民帝国我认为是没有前途的。我还要说,一部分白人国家和白人理论家试图建立的以人道为由进行军事干涉的权力主体,也就是我所说的“人权帝国”迄今为止也没有行得通。其中有技术原因,有内部分歧原因,也有该主体只能施压于小国而不能施压于大国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帝国已经不存在。不过贫穷国家在经济上依赖发达国家的现象还将延续,贫穷国家的依赖性依然存在。问题在于,这种依赖是对大型帝国的依赖还是对跨国企业的依赖?我们可以说,这其中存在着某种经济帝国的元素,如果跨国企业试图摆脱原籍国自主行动,该元素就可能生根发芽。这将是另一类完全不同的帝国。
    真实的历史上存在过两种帝国。古老帝国的惟一现存例子是中国。自17世纪以来,中国的领土扩张事实上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且至今都尚未结束。中国唯一丢失的帝国土地是蒙古。其它的传统帝国都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的重大变化就是古老帝国和殖民帝国的消亡。一种新的帝国试图诞生但最终失败,在苏联和美国控制的领域都遭受了失败。

    问:您认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将动摇民主政府的根基。您觉得民主的前途在哪里?

    答:中国要实现瑞典或法国式的民主还需要很长时间。21世纪的问题是全球问题。全球化存在于各个领域,但政治领域除外。在政治上,民族国家是惟一的决定主体。因此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有能力进行全球决策。问题是全球的,因此解决办法也应该是全球的。气候问题必须解决。一旦四个或五个大国无法就如何行动和行动决心达成一致,我们就会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并不适于解决某些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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