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均已出现负增长，世界经济已开始进入最困难时期。
　　最近，温总理指出今年是新世纪最困难的一年；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在宣誓就职说，美国正陷于危机。去年底，美国前总统布什和美国权威研究机构全国经济研究局正式宣布，美国经济自2007年12月以来陷入衰退。此前，“股神”巴菲特表示，经济已无药可救。金融市场“最坏的时候”或已过去，但对于全球实体经济而言，“冬天”才刚刚开始，全球经济可能陷入长期衰退，但是能够避免崩溃(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从我国去年11月、12月的部分经济数据看，国内经济下行风险加剧(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经济增长面临六重考验(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教授王自力)，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陷入20年来最低水平(法新社)，经济面临硬着陆(彭博新闻社)。
　　于是，扩大内需保增长成为各界共识。自国家宣布4万亿巨额投资计划等一系列救市政策之后，如何救市成为目前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有的专家认为最好不要用投资拉动保增长(银河证券高级经济学家左小蕾)，政府投资不应是扩需首要良策(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有的学者认为应通过刺激消费来保增长，4万亿元投资不如直接给大家发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并认为只有发消费券才能拉动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福垣)，中国应给每人发放约800元人民币的购物券(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蒙代尔)。
　　当然，反对意见也是如潮如涌：发放消费券不仅不会有效刺激消费，还会在某种程度上萎缩消费(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创造就业机会才是百姓期待的更大惊喜(瑞银董事总经理浦永灏)，有学者甚至认为政府发消费券是病不是药(莫之许)。
　　笔者认为，在当前外部需求急剧下降的情况下，根据中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水平，扩大投资 和消费都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二者缺一不可，关键是要在有限财力条件下，如何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及比例关系，并保证扩大投资与消费的质量即有效性，以及采取何种方式来增投资、促消费，提高救市效率和效益，从而实现救市成本最小化和效果最大化。

　　一、 有效投资不仅能快速拉动当前经济增长，而且还能增强经济长期平稳发展的原动力

　　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有效投资特别是结构科学的投资永远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国家在第一时间推出的是巨额投资计划而不是直接扩大居民消费来救市的原因：从经济发展阶段看，我国仍处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阶段。在制度变革的基础上，根据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可以把经济发展分为投资拉动、消费拉动和技术进步拉动三个阶段。我国仍处于依赖较大规模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时期，居民消费培育需要一定时间，技术进步还无法担当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从投资效果看，投资具有见效快、持久性强等特点。虽然当前民间资本惜投心理较重，投资乘数比以往较小，但巨额投资对经济和就业的直接拉动作用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涉及基础性产品需求，关联产业多且传导时间长，因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持久一些。从操作层面看，投资项目储备已久，便于政府有关部门直接实施。鉴于近几年经济过热、通胀压力较大等原因，许多客观上需要并经过严格论证，各地一直想上而未上的项目都被搁置或延缓建设，实施这些项目可以实行“拿来主义”，各级各部门可直接抓落实。但通过其它方式救市还需经过科学论证、征求民意、制定实施方案等一系列环节，耗时较长，而拯救危机必须与时间赛跑。最后，也不排除决策层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政府担心如果部分拥有几千乃至几万员工的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导致大量工人下岗，可能会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从救市方案内容看，结构较为科学合理，预计效果会比较好。此次4万亿投资既有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也兼顾了保障性住房、自主创新、生态环境、医疗卫生、灾后重建和农村民生等方面需求，虽然道路等基础设施投资达45%，比重偏高一些，但总体上结构较为合理，属于有效投资，符合我国国情，也反映了当前社会各界诉求，特别是自主创新、民生保障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投资，对增强技术拉动增长作用、居民消费信心和能力，从而保持我国经济长期平稳发展将产生积极作用。

　　二、 结构合理的消费不仅应是拉动当前经济增长的“第一生产力”，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

　　众所周知，消费特别是结构合理的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人民生活改善最终也会反映在消费的增长上。但近年来我国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仅没有增强，反而逐步减弱。
　　我国虽处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阶段，但迫切需要进入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良性发展模式。从消费率看，我国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偏低，即最终消费率从1979年的52%下降到2007年的36%(1992年以前为占GNP比重)，而1980-2006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一直维持在70%-8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7)，即当前我国的消费率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从消费主体结构及增速看，政府消费比重从1994年的18%上升2005年的23.8%，同期居民消费比重从66%下降为60.0%(袁剑，2007)，家庭最终消费平均增速从1990-2000年的8.9%降为2001-2006年的7.2%(世界发展指标，2008)。从消费的城乡市场结构看，城乡消费差距在不断拉大。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全国消费总额的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7年的25.6%(迟福林，2008)。从家庭消费支出结构看，据2008年11月新浪网所作的一项家庭消费网络调查显示，住房、医疗、教育和保险等支出约占家庭全部消费支出的47%，食品、服装和通讯等生活消费占33%，储蓄约为20%。可见，过高的房价和缺乏社会保障压缩了家庭消费支出，削弱了居民消费能力，是导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减少不仅不利于我国经济转型，也与我国发展经济的初衷相违背。从这个意义上看，发行消费券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扩大消费政策，关键是要降低发行成本，确定科学期限和适当金额。

　　三、 关键是要处理好投资和消费的结构及比例关系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扩大投资和消费(包括发消费券)都能拉动经济增长，从而带动和扩大就业(存在滞后效应)，奥肯定律是客观存在的。当然，救市的效率和成本关键要看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及比例关系是否科学，传导机制是否健全高效。那种极力否定通过扩大消费及认为发消费券救市无效甚至是毒药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一) 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就是要逐步实现经济增长由投资驱动向由消费、投资和技术进步联合驱动转型转变。不少专家指出，此次中国经济下滑并不全因金融危机，即使没有外部需求下降，经济也会调整，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和倒闭的原因在于存货问题(谢国忠，2008)，而存货过多并且成本偏高则是由近年来经济偏热、投资率过高造成的。1978-2005年，全球的年均投资率为22.1%，历史上人均GDP在1000-2000美元国家的投资率平均在20-35%之间，最高的是1989-1996年的泰国，平均投资率为39%(闾海琪，2007)，而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从2000年的36.5%增加到2007年的55.6%，平均投资率约为45%(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明显偏高。投资比重过大不仅让我国面临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压力，还挤压了消费和技术驱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最近，温家宝总理指出，知识和科技是对国家和经济最具安全性、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克服经济困难的根本力量，也是增强产业、产品和企业竞争力的不竭动力。笔者认为，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不仅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资源消耗和保护环境，还创造出新的需求和市场，是突破现有消费瓶颈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根本推动力。因此，实现经济转型关键是要实现经济增长驱动力结构的优化和转型。总的来说，当前救市的指导思想应是：基础设施投资占比不宜超过30%，并在优化投资结构的基础上，轻投资重消费、轻城市重农村、轻积累重民生保障、轻基础设施建设重产业结构优化、轻固定资产投资重人才引进和技术研发，并坚决制止低水平重复投资。

　　(二) 安排好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就是要形成社会保障发展型的投资结构和发展成果共享型的消费结构。提升国民生活质量是现代政府公共政策的两个首要目标之一，虽然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尚有较大空间，但通过推行以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核心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社会政策来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已成为当前各界的共识。提升国民生活质量关键在改善民生，而长期以来我国民生财政支出比例低于20%，2003年以来提高到30%，与发达国家比差距仍然很大(安体富，2008)，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超过同期GDP的20%，约为当年全体国民可支配收入的50%，而同年美国联邦政府收入只有同期美国民间可支配收入的28.6%(陈志武，2008)。虽然两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我国仍处于转型期，政府还承担较多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任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居民社会保障建设以财政投入为主不容置疑而且迫在眉睫，应逐步增加民生财政支出，并建立与物价和财政收入变动紧密结合的保障基金支付体系。目前，把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核心的各项民生支出比重提高到投资总额的45%，不仅必要也是合理的。国内需求的扩大不仅有利于形成经济良性发展机制，还至少可以节约每年补贴给外国消费者1000多亿元的出口退税(“十五”期间，我国平均每年出口退税约2400亿元)，使我国民生财政支出更有保证，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也更加可持续。

　　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一直是党和政府的追求。目前，我国消费市场的短板是农村，农民收入低是农村消费力弱的主要原因(2007年，我国7.37亿农村人口收入仅占GDP的12.4%，人均纯收入只有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因此优化消费结构必须先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村消费能力，提高改革开放发展成果共享度。当前，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促进农民和低收入群体增收，从而优化消费结构：一是要通过制度改革特别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土地收益比率。国际征地费一般占项目投资总额的50%-60%，中国只占3%-5%，高的也不超过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执行低价土地政策，从农民手中转移的利益约15万亿人民币，农民土地补偿费仅占5%。(周天勇，2008)。二是提高劳动者报酬，增加农民工收入。1983-2005年，我国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从56.5%下降到36.7%，而同期资本所得占比从43.5%上升到63.3%(卓勇良，2007)。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是消费率偏低的根源，也是农村消费长期低迷的重要原因，因此提高劳动报酬已是刻不容缓。三是根据中小企业解决就业岗位的多少进行财政补贴，支持企业减少裁员。既有利于稳定就业、维护劳动者权益和保障民生，也提高了救市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四是增加低收入群众补助。5%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超过90%，高于一般群体15个百分点(周小川，2008)，因而，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最有利于拉动消费，也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及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作者单位：浙江省人民政府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