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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0-17 本报记者:方烨 实习生:苏志梅 来源:经济参考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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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经济高速发展，中国面临的各类灾难灾害的规模、频次加大，危害性凸显，危害的关联不确定性也在放大。从2005年SARS开始，国家出台《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决定》、《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其着眼点仍侧重于应急能力和恢复能力的提升。中央财经大学危机管理学院窦清晨认为：在我国这轮大的发展周期内，我国的预防能力建设是滞后了的，战略调整的重心必须向“预防能力”进一步倾斜。
分析预防能力建设落后的原因，窦清晨说，其一，恢复能力与国家经济实力相关度较大，但预防能力建设周期长、环节多，与国家相关政策、对危机预防的前期投资、各类学术研究成果是否有效整合等问题密切相关，其能力建设未必因国力增长而水到渠成。
其二，中国社会已发生了剧烈变革。新的制度安排，新技术的使用，资源利用的新方式等都必然包含着未被很好地认识到的危机因素，危机也不再局限于某个特殊的政策领域、专业领域(地震、气候、地质、水利)、行政区域，且危机引发出新问题可能重新组合形成未知的更大威胁。
其三，现行“政绩”观对政府管理者加强预防能力激励不足。从中国现实“政绩”观的角度来说，没有出现的危机并不能提供现实的“政绩”。相反，现行“政绩”观对恢复能力提升激励很大，恢复能力可以作为现实的“政绩”。再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在GDP“政绩”压力下，每届地方政府对长期预防方案进行投资也是不值得的。
另外，现行科研机制对研究单位整合学术成果以服务于国家预防能力提升的激励不足，各类学术研究成果未能被有效整合。科技界在知识的创新和融合方面显得比较被动。
归结起来，窦清晨指出解决办法：应该以追求预防和恢复能力的平衡为规划目标和评估手段，把法律法规、投资政策、激励惩罚等各项管理措施落实到国家危机管理链条上的一切工作之中。例如：强化各类灾难、灾害的上游环节的致灾理论研究，包括人为行为的致灾因素理论研究和与之相应的危机管理理论研究力度；促进国内应急救援产业的发展；加强各行业、各级别行政领导的危机理论与技能培训工作；将全民式的危机意识教育和危机技能的培训将作为一项长期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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