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经济无论是对内对外，都处于一个非常时期，防止实体经济衰退导致国民收入锐减，防止金融体系失序导致国民财富蒸发，这两个防止应成为当前重中之重。为此，有必要果断地采取非常政策，以度过经济风险期，延长中国经济繁荣周期。在国内政策上，目前，“抑通胀，保增长”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减税。在经济发展更多要依靠内需扩大的背景下，减税以增加国民收入已经成为扩大内需、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应有举措。在居民消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情形下，减税既能实质性稳定国民生活质量，又能避免恶化通胀、促进经济平稳运行，是最宜采取的帮助国民抵御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的应对办法。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税收收入承接上年势头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累计完成15120亿元，同比增长33.8%，增收3818亿元，增幅居近年同期最高。从2003年到2007年，我国税收收入增速分别为20.4%、25.7%、20%、21.9%、31.4%，同期GDP年增速不到10%，而同期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速却分别为19.2%、15.4%、18%、14.6%、6.8%，居民储蓄存款增速与国家税收收入增速恰恰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税收增速长期高于民居收入增速的状况十分突出。
　　国家税收取之于民、用于之民。在国民经济宽裕时企业以及居民个人为国家税收增长作出了贡献，而当企业因各种因素遇到困难、举步维艰，当居民消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国民生活质量面临下降之时，国家通过减税方式反哺国民，是国家呵护国民利益，政府对民众承担责任的题中之义，政府理当通过减税来平衡居民消费价格高位运行给国民经济利益带来的损失。
　　事实上，只要条件允许，减税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永远都是有益无害的。减税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自不必说，即便对于抑制通胀，其作用也是正面的。因为减税等于减少政府的行政开支而增加企业和个人的收入，有助于增加供给和消费。减税的好处显而易见：(1)减税将极大减轻企业负担，从而在收紧货币政策、预防通货膨胀的框架下，避免经济因过紧的流动性而导致衰退；(2)企业减税将刺激资金回流实业领域，从而“自然”地消除资产价格上的泡沫，同时又不会像现行某些硬性“打压”泡沫的政策那样导致硬着陆；(3)减税对股市来说也是最好的“救市”策略，它从中长期看显然对股市是极大的实质利好，同时在短期还会刺激部分资金流出股市，不会像其它“托市”政策那样导致新一轮恶炒；(4)减税如果辅以某些激励企业提高职工工资的政策，还将普遍提高民众收入，减轻贫富分化；(5)减税是将财富还于国民的最直接途径，也将显著减轻财富过于集中于政府手中造成的系统风险；(6)从中长期看，减税是扩大内需的高效手段，能有效延长中国经济的繁荣周期，这最终将使国家财力得到最可持续、而不是竭泽而渔式的增长。
　　而从历史上看，我国凡是经济比较繁荣的时期，大都注重减税政策。无论是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还是康乾盛世，都是在“鼓励垦荒、薄赋轻税”的基础上维持长期繁荣的。从国际上看，1953年日本的GDP已经达到了二战前的水平，但社会并未就此稳定，产品积压，失业增加，劳资关系紧张。1960年，池田勇人内阁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采取最低工资制、削减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等一系列措施。结果，只用了7年就使日本国民的收入翻一番，到1973年甚至增加了两倍。2000年以来，国际上很多国家推出了减税计划和方案，调低税负。美国总统布什把大规模减税作为核心经济政策，提出10年内减税1.6万亿美元的计划。此外，加拿大、德国、英国、意大利、印度等国家也采取了减税政策。今年2月13日，美国总布什签署了总额约168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法案。经济刺激法案的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大幅退税，刺激消费，进而刺激经济增长，避免经济陷入衰退。据悉，这种手段曾帮助美国经济迅速走出2001年衰退阴影。而此次经济刺激法案的规模要远远超过2001年。根据布什签署的法案，个人最多可得到600美元的一次性退税，一对夫妻最多可得到1200美元的退税，每有一个未成年子女可多得300美元退税。一些小企业也将得到部分退税。美国PNC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图尔特·霍夫曼预计，由于该法案的实施，今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比不实施经济刺激法案提高约1个百分点。同样在今年2月，新加坡政府宣布：由于过去一年新加坡情况大好，国家财政盈余达64亿新元(约人民币360亿元)，政府决定还富于民，从财政中拨款18亿新元(约101亿人民币)。具体的分配方案是：大多数国民可获300新元(约人民币1682元)，低收入者可获400新元(约人民币2290元)，低收入年长者则可再额外获得200新元(约人民币1125元)。
　　中国的税收收入近10年来一直保持较高幅增长，而中国的减税进程也从1988年开始，并在2004年逐渐实现。生产领域的增值税转型是一项减税改革，这项改革自2004年率先在东北试点。2007年3月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一，这项新企业所得税法中对工资的补偿、折旧补偿，还有25%的税率都是减税改革。在收入分配领域的减税，从对弱势群体的减税开始。2006年实现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个体户的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到5000元。这个政策让500万个个体户免于交税，税务部门减收50亿元。而有着2600年历史的农业税，从减到免，在短短几年内完成。应当说，所有这些措施都使中国千千万万的企业和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这也是近年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逐年加快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税收收入增长的速度相比，这些措施的力度显然还很不够。这也是个税起征点由1600元提高到1800元仍然引来众多议论的一个原因。当前的减税政策并不是尽头，减税还要继续。“在生产领域，税负水平要减到发达国家水平或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在这个领域税率高于国际水平的都应该减税。”特别是对纺织行业这类利润率低、就业贡献度高的企业，更要实行积极的减、退税政策。
　　减税不会诱发经济过热，不会减少财政收入。就投资而言，减税虽会增加民间投资，但同时也抑制政府投资。有增有减，总投资不一定会过热。而且，中国有13亿人口，不保持一定投资规模，经济不能高增长，失业便将成为头痛问题。当下中国经济症结在结构，只要结构合理，速度快不是坏事。就财政收入而言，假如把税率定高到90%，世上没人肯去办企业，政府也就无税可收：而若将税率减低到20%，那么办企业的一定多。企业多了，政府则能财源广进。
　　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不是产品短缺，而是过剩，但过剩的后面是分配，只要通过调整国内的分配关系，采取大力扩大消费需求的各种措施，过剩的产品就有市场出路，经济增长就能持续。通过对企业减税来减轻中国企业的负担，通过对低收入居民的财政补贴来抗拒通胀影响，在此基础上采取适当的刺激需求政策，以此把保增长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应该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宏观调控的基调。

(作者单位：浙江富润控股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