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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在《出于憎恨，我们吃螃蟹》中所提说的中国食蟹之风大约起自江南一带，当时只是一种感觉，并无太多依据，有些大胆假设的味道。好在读者明白这类文章只是胡扯而已，没有人会太跟你较真。之后，居然又找到了一些可为佐证的资料，不禁窃喜。
唐天宝进士钱起有《江行无题》诗：“吴疆连楚甸，楚俗异吴乡。漫把杯中物，无人啄蟹筐。”从诗中看，当时楚地即长江中游一带还是没有食蟹习惯的，而下游的吴乡则全然不同。钱起是吴兴(今浙江湖州)人，想必熟知蟹之味美，故此才会有这样的感慨。更南的广东一带，尽管现在没有不敢吃的物件，其时似乎也没有把螃蟹列为必吃之物，唐元和十二年(817年)，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因上《论佛骨表》，惹恼了唐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在潮州，他干的最露脸的一件事就是通过送祭品行贿，写表扬稿，将为害当地百姓的鳄鱼哄得西迁六十里，大家从此相安无事。还有一些事情史书则未记载，但后来工部郎中皇甫湜在给他撰写的悼词即神道碑叙中却提到了：“刑部为潮阳守，云洞僚海彝，陶然皆化，鳄鱼稻蟹，不暴民物。”文见《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十六。看来，当时除了鳄鱼为患外，稻田的螃蟹也十分了得，如果当地人像现在吃野味一样吃之，早就会不见其踪迹了，哪里还有暴民物的问题。
螃蟹之为害稻田，其时北方也有之。据《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九所引《朝野佥载》，“唐姜师度好奇诡，为沧州刺史，兼按查，造枪车运粮，开河筑堰。州县鼎沸。于鲁城界内，种稻置屯，穗蟹食尽。又差夫打蟹，苦之，歌曰：‘鲁地一种稻，一概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鲁城即今河北黄骅县。种稻引来蟹灾，农夫被差打蟹，觉得苦不堪言，足见当时还不知对螃蟹如何处置。如果北地有许多人食蟹，市场交易活跃，民谣大概就会改为“年年索蟹夫，百姓多致富”了。
到了五代时期，北人不喜食蟹的状况似乎有了一些改变。据陶谷《清异录》载：“伪德昌宫使刘承勋嗜蟹，但取圆壳而已。亲友中有言古重二螯。承勋曰：‘十万白八敌不得一个黄大。’谓蟹有八足故云。”白八是指一蟹之螯足，因其肉为白色，钳子加爪子总数是八个。黄大则是指蟹黄。昌德宫指五代后汉之宫廷。刘承勋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幼子，刘知远的祖先是沙陀人，本人生在太原，活动范围在山西、河南、河北一带，刘承勋大体也是如此。五代时期战乱频仍，地方割据严重，南北交往大受阻隔，如果陶谷的记载属实，那么刘承勋的嗜蟹与蟹之供应，应该都源于北地。
陶谷字秀实，邠州新平(今山西彬县)人。他曾经先后在后晋、后汉、后周做过翰林学士等官，北宋时转吏部尚书，仍为翰林承旨，开宝三年(970年)68岁时去世。从他的经历来看，与刘承勋有过直接交往是没有问题的，因此这一记载应该较为可信。后汉定都先在太原，后在汴梁，北宋的都城也在此处。据此推测，北宋时皇宫要供应螃蟹，恐怕并非全受南风影响，也有刘承勋的一份功劳。
为什么五代时北方会吃起螃蟹来呢？如果再大胆假设一下，答案应该是战乱饥饿。五代时北方的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几个王朝，个个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常常是你刚把我灭了，紧接着他又把你灭了，各领风骚三五年。这么打来打去的，老百姓受罪挨饿不必说，就是皇上们伙食也成了问题，常常要手下凑份子请客。在这么一种特殊的条件下，大家都面临填饱肚子的问题，以前看不上的东西自然也要拿来尝尝，于是螃蟹便成了进入了候选名单。当时北方的湖泊沟荡要比现在多得多，螃蟹的生存环境不会太差，不然也不会闹蟹灾。这东西，味道本来就很好，只是样子有些可怕，另外吃起来也觉得麻烦，肉太少。现在则管不了许多了。食蟹之风传入宫中，遂有了刘承勋这样的吃主。刘承勋之所以重黄大而轻白八，除了蟹黄确实味美之外，恐怕还因螯足吃起来过于麻烦。直到现在，许多北方人吃螃蟹仍不知如何处理这些脚爪，往往连同外壳入嘴嚼两下，吐出了事，还看不上南方人精细吃蟹法。说是有一上海人坐火车到北京出差，一上车便拿出一只螃蟹吃起来，下车时只吃完了四只脚，等到办完事回家，上车后接着吃剩下的螃蟹，到上海后刚好把另外四只脚吃完。南北食蟹方式之差异，似乎也说明了渊源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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