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螃蟹的样子很怪。
《梦溪笔谈》载：“关中人不识螃蟹。有人收得一只干螃蟹，人家病虐，就借去挂在门上。”国人过去相信生疟疾是由于虐鬼作祟，门上挂一只螃蟹，虐鬼不知是什么玩意，就不敢进门了。沈括说，“不但人不识，鬼亦不识也”，这话说得很幽默。沈括是杭州钱塘人，又在延安当过官，此事应是亲见，而非耳食。当年关中人不识螃蟹，恐怕只是穷乡僻壤的普通百姓，繁华都市的富贵人家，当不至此。东汉郑玄考证，西周祭祀时便有青州的蟹胥即蟹酱。可见关中早八辈子就有人不但识蟹，而且食蟹。不过，食蟹之风流行开来，还是以后的事情。
东晋时有个叫毕卓的人，官做得不大，最高也就相当于省办公厅主任，地厅级，但酒却喝得多，还经常因酒废事。他在吏部任职时，看到邻居家的好酒酿成，便趁夜去盗饮，被当场拿住。直到天明主人来时才发现：“啊呀，原来是毕吏部！快快松绑！”主人非但没有将其送官，还拿出好酒与他对饮，直至大醉方休。毕卓有句名言：“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这样一个人，把喝酒吃螃蟹作为最高追求，在《晋书》中居然有传。搁到现在，别说立传，纪检监察部门不查处便算便宜。可能史官觉得，懂得品尝螃蟹美味的人，毕竟还有些可爱之处；再说，毕卓只不过想喝点酒，吃吃螃蟹螯而已，又没有为此巧取豪夺，比那些为满足口腹之欲而横征暴敛的人要强许多。
国人食蟹之风大约起自江南一带，开始时并不为北人所认可。《洛阳伽蓝记》曾记载北魏杨元慎对来自江南的南梁将军陈庆之的奚落：“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做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莼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急速去，还尔丹阳。”嗍是吮吸，唼是吧唧嘴的声音，用来形容吃蟹黄的情景倒是挺传神的。从中可见，当时北人对南人吃米、喝茶、食螃蟹的习俗还是颇以为怪的。直至唐宋之后，情况才有了改变。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皇宫中已有螃蟹需求：“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数十份，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随索，目下便有之。”宋朝赵家皇帝祖籍河北涿州，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宫中也要食蟹，可见此风已然北渐。不过直到今日，南北风俗还是有些差异。
苏沪一带称螃蟹为“大闸蟹”，盖以阳澄湖大闸一带所产最为肥美。而北京人则径称螃蟹，没有别号。过去，“老北京”讲究要吃天津附近胜芳的大螃蟹，这些年北方日益干旱，胜芳螃蟹也久违了。几年前，螃蟹在北京时价颇昂时，一个朋友曾诚邀品蟹，到一家江苏馆子门口问引座小姐：“有大闸蟹吗？”只见她思忖好一阵，终于恍然，随即热情作答：“我们这里不卖炸蟹，但是蒸、炒螃蟹都有。”朋友听罢扭头而去，另择他处。江苏馆子不知道大闸蟹，成什么话？其实这也正常，那小姐言语之中，分明透着一股浓重的东北腔。
中国人为什么要吃螃蟹这种样子很怪的东西？最直截的答案当然是好吃。林语堂便说过：“凡地球上能吃的东西我们都吃。出于爱好，我们吃螃蟹；出于必要，我们又常吃草根。”但我怀疑事情是否如此简单。螃蟹好吃，是吃过之后的结论，而非未吃之前的动机。中国人最初吃螃蟹，应该出自于憎恨。
稍加对照便可明了，中国食蟹之风最盛的地区与种植水稻最早的地区大致相当，都在江浙一带。而螃蟹又是个食稻伤农的东西，而且曾经为害相当严重。直到元朝，江苏一带还有“蟹厄”的记载：“吴中蟹厄如蝗，平田皆满，稻谷荡尽，吴谚有蟹荒蟹乱之说，正谓此也。”螃蟹多时，会像蝗虫一样给稻谷带来毁灭。农民对此能不恨哉？恨到了极点，只好去吃。古人对一个人万分憎恨时，不是要“食其肉，寝其皮”吗？对待同类尚且如此，何况螃蟹乎？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过去一些地方闹蝗灾时，百姓在烧香求神无济于事之后，便会点起火来，将蝗虫烧死，吃掉，以解心头之恨。《红楼梦》中薛宝钗的“螃蟹咏”云：“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馀禾黍香。”吃掉螃蟹，才能保住庄稼，这实在是很浅显的道理。
如果有人撰写中国烹饪史，恐怕应该添加一条——憎恨出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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