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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那会儿，语文老师总让低年级的孩子根据刚学会的生字组词，随便一个字，就生逼着大家说出10个词。记得有一次讲到了“打”，一个同学站起来说“打球”，其他同学马上跟着说“打篮球”、“打羽毛球”、“打乒乓球”；另一个同学醍醐灌顶地冒出一句“打饭”，大家就接着说“打馒头”、“打花卷”、“打包子”、“打稀粥”、“打条鱼”、“打半份菜”……一个个举着小手抢着报菜名。和蔼的老师一点儿也不生气，因为她知道部队大院的孩子们对食堂词汇有着特殊的感情。
我和班上的大多数同学自小儿就生活在一个部队大院中，交情要从幼儿园算起。我们的部队大院是个司令部，军人多家属更多，食堂也有好几个，我们经常去的那个位于大操场西边一点儿，能容纳好几百人同时开饭。对于我们这群部队子弟来说，“打饭”和“吃食堂”是挂在嘴边儿的两个词，学校、食堂、家共同构成了简单而快乐的童年生活。
每天到了饭点儿，你在食堂里总能看到谁谁谁和他爸或者谁谁谁和他妈，貌合神离地拿着几个饭盒在窗口前排队。要是家里大人不在，几个孩子搭伴去食堂，那就自在得很，吃得也热闹。不幸的是，学校里的很多老师都是军官家属，不仅在食堂解决一日三餐，而且喜欢在吃饭时顺便“家访”，主动和大人们坐在一桌边吃饭边聊孩子——好好一顿饭生生被她们搅了。
据记性好的伙伴回忆，那时候食堂的菜量很足，一个大人要半份绝对够吃了，当兵的壮小伙也不轻易要一份，而且三食堂的主食做得极好，每到下班打饭的时候主食窗口都排大队。还有一个住筒子楼的家伙比我们大三岁，有见识且饭量惊人，一个人吃早点就能干掉俩大馒头。当时，我们笑他比猪八戒吃得还多，他却说我们还小不懂事，每天多吃一点儿才能“争分夺秒地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初中毕业后，我考了上了圆明园旁边的一所高中，不仅具有悠久的革命传统，而且是体育特长校。由于离家较远，不得不住校，因此一天三顿还得吃食堂。当时的学校食堂是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坐东朝西，与教学楼有段儿距离，好像食堂正脸儿上方的墙上还镶着一颗硕大的五角星。食堂里面相当空旷，不设餐桌椅，靠北边是一排卖饭的窗口，学生们要按年级和性别排队打饭，靠东有个破舞台，是校艺术团的女生们排练的地方。
每天中午一打下课铃，学生们穿着各色校服从二层教学楼的所有出口闪了出来，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食堂。不一会儿，几条彩练在食堂正门汇在一起，然后井然有序地在卖饭窗口前各自形成一条纯色的长龙。其实，学校食堂的伙食算不上好，但排在前头能买到肉片或者肝尖，后面的只有白菜、粉条了。
那个时候，高年级的一些同学情窦初开，总能看到跑得快的男生主动帮个别女同学买饭，似乎这种情况在每个有食堂的高中都会发生。一个已经留学美国的同事说，她认识的一个男生曾因一个人买了14个大包子被年级教导主任当成现行早恋分子扣了起来。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和饭量，那个男生当着教导主任和班主任的面一口气吃完了那堆一两一个的肉包子！
为了改善伙食，我们学校的很多孩子托人去买附近清华、北大食堂的饭票，我和几个住校的同学最后发展成了中午上北大晚上到清华。下午放学后，六个人分乘三辆山地车，哼着郑钧的歌骑向伙食相当不错的清华，光饭盒就拎了一网兜。按照现在的话讲，每个非周末的黄昏，我们几个死党不是在清华食堂吃饭，就是在去清华食堂的路上商量着吃什么饭。
又过了三年，我们都上了大学，各自找到了新的食堂。那时候，我们开始接触互联网，食堂也不再卖饭票而改用电子饭卡了，虽然伙食有所改善，但印象不是太深，值得一夸的只有红烧鸡块。
大学毕业后，我找到一份还能吃食堂的工作，伙食质量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可惜随着青春逐渐远去，再也吃不出过去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和幸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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