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并发挥工会“大学校”作用，有针对性地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满足职工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使广大职工有尊严地生活，实现体面劳动。
　　在劳资矛盾的多发期，在富士康跳楼事件连续出现的当下，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这样的《意见》，当然是必须的。富士康跳楼系列事件之所以会发生，这其中不仅有个人问题、有企业管理问题，更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加强心理疏导，当然可能缓解农民工的情绪，但这恐怕也只能解决浅层次的问题。
　　《意见》罕见地指出，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这无疑指出了维稳问题的关键所在。不久前，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报告称，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这一论断，无疑是对现有片面维稳思维的纠偏。
　　企业职工的权益要想表达有力，工会无疑应该发挥积极作用。遗憾的是，一些工会从属性定位上说是职工组织，但实际上更像政府或企业的一个部门，更多地承担了协助政府或企业开展工作的责任，较少发挥民主参与和社会监督的作用。鉴于此，《意见》提出“创新工会组建方式”，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认为，富士康接二连三跳楼自杀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中国工人在工会保护缺位的环境下遭遇彻底“原子化”；如果不是劳动环境极其恶劣，工人个体极度缺乏团体关怀，决不会发展到接连选择跳楼自杀的程度。从这个角度看，落实广大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创新工会组建方式”，可谓迫在眉睫。
　　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这一观点是没有错的。但维权的主角应该是职工自己，而不是由被主导的工会。唯有让劳动者创新地组建工会，唯有让工会成为劳动者真正的维权靠山，劳动者才可能有与经营者乃至政府谈判的地位，其真正意义上的自我维权才会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