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对农业银行上市定价的争论，其实是对中国银行业“非大城市业务、非大工业业务”的认识问题。
　　在金融脱媒的背景下，我们认为，“三农”、城镇化、县域经济、中小企业领域等，正是中国银行业未来应该主动拓展的战略方向。资本市场是对未来定价，在这些领域拥有优势的农行，应该获得更正面性的评价。这些显然是农行未来成长的大蛋糕，而不是大包袱。
　　进入2010年以来，以招商银、民生银行等为代表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掀起了“二次改革”、“二次转型”的新实践。新实践的核心，就是转变银行的资产收入结构，进行大的业务重组，两家银行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中小企业作为新的业务和利润方向。此外，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则通过参股莱商银行、九江银行，来分享地方市场收益。
　　对于国有大行来说，中行有境外资产比例高的业务特点，可以单论。但观察工行、建行、交行，寻找新的战略方向、利润方向问题已摆在面前。工行的选择是向外做大全球新兴市场业务，通过境外利润贡献来维持业绩增长。建行则在酝酿一项业务，和西班牙桑坦德银行合作，在未来三年成立100家村镇银行，大规模进军农村金融市场。交行选择的领域也是“向下”。2009年，交行推动了其省分行的管理改革，直接表现是，比如“交行杭州分行”更名为“交行浙江省分行”，并强化省级分行全省一体化管理，统筹全省业务发展。改革同时明确了省分行的正厅级级别。表面来看，这似乎是变得更行政化了，但实际上这是交行“向下”发展业务的内在的市场化要求。
　　从以上股份制银行以及工、建、交等大行的转变来看，寻找新的利润战略方向，已是摆在中国银行业面前的最大课题。银行业所依赖的具有垄断性的高存贷款利差，将在利率市场化的前景下进一步缩减，而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也在侵蚀银行大客户的资金需求。
　　目前银行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的测试已经显示，以央企等大客户为代表，其利润回报率已经较低，贷款利率下浮幅度大、协议存款利率较高、资本消耗也大。重新规划客户定位，发展壮大新客户群体，是银行业业务转型的主旨。
　　在这个背景之下看农业银行，就会发现，农行其实已经拥有面向未来的巨大优势——在非大城市的完整布局。
　　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全国现有2070个县域经济体，国土面积占到全国的95%，人口占全国的74%，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60%。县域经济占比在2006年以来逐年上升。2009年，县域成为扩大内需的主战场之一，县域投资、消费增长均快于全国水平。在安徽、辽宁、重庆等省（市），县域经济增速高出全省（市）经济增长水平。
　　但是，如此大的县域经济体量，其金融化程度却非常低，长期偏低的银行业贷存比，已经酝酿了中国经济领域最大的信贷饥渴。在中国加速前进的货币化和金融化进程中，这已成为一个大的“金融洼地”，毫无疑问也将成为未来中国金融业大的“利润高地”。银行之外，当前保险下乡、证券下乡之势也已形成。
　　尤其重要的是城镇化建设。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代表，过去3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7%的高增长，但在产能过剩和大城市化趋近顶峰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将未来30年的增长定位在了一个新词语上，那就是：城镇化。这不同于城市化的新表述，将给县域经济乃至乡镇等层面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这里也将孕育更多金融机会。
　　简单一点说，未来我们将看到更多城市金融资本，包括更多的银行服务、保险服务、证券服务、期货服务等进入“三农”领域、县域经济领域。即便连外资金融资本也不例外，目前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在“三农”和县域领域的耕耘还只是开始。
　　以上论述的是银行业发展的战略问题，至于战术上农行能否借天时、地利、人和，将其转化为业务和利润增长，则与农行内部改革的进度和地方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体上，以未来论，农业银行拥有一个巨大的待开垦市场，这个市场的开拓风险不会大于中国之外的新兴市场等国际业务的风险，资本市场有理由将其认定为优势而不是包袱，并为这个优势合理定价。

（作者系本报评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