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国民道德生活保持中立
    2010-04-09        来源:南方都市报
    国家应当致力于创造社会和谐与国民幸福。
  何谓和谐?经高人指点,“和”就是人人有饭吃,“谐”就是人人有话说。我很赞同,只想补充几句:光有饭吃还不够,还应允许吃品种多样的饭;光有话说还不够,还应允许说观点各异的话。好比交响乐,它的美妙悦耳来自不同乐器的多种音符,如果只有一种乐器不停地发出一种声音,那就不可能是和谐,而只能是噪声。
  何谓幸福?我们无从给出公认的定义,但大家似乎都知道什么是不幸福。短暂的军营生活,可能是光荣的进而是幸福的,但若把全国变成兵营,让全体国民终身过军营生活,尽管有吃有穿,那也肯定是不幸福的。不幸福的根源只在于,它太整齐划一了。蓝制服本身并不难看,但若像上世纪70年代那样全国一片蓝制服,恐怕不是民众乐于回归的。
  更不要忘记,从蓝制服走向红裙子,不仅是一个艰难的思想解放过程,而且思想解放的急先锋竟是穿喇叭裤、蓄长发的年轻人。他们在当时备受争议,甚至屡遭围攻。专有一批道德卫士手持剪刀冲向他们,剪开他们的裤子,剪掉他们的长发。这些年轻人不仅投诉无门,而且还有被官方直接处罚的。
  不要认为这只是很久以前的事,不久以前,警察抓夫妻看黄碟,走的是同样的路线。并且,被抓的夫妻为了讨个说法,也是倍尝艰辛饱受折磨。我们不禁要问:黄碟上的那点事儿,夫妻之间是否可以做?如果可以做,为什么不能看?那些关怀他人床笫之事的人,不管他们怀揣着多么高尚的目的,总之是要约束他人床笫之间具体的娱乐方式,说到底,就是按照某种“正确的”方式进行某种他们极为看重的行为。
  这时,我们突然理解了,李银河们并不是在支持某种行为方式,而是在反对某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你跟我不一样,所以不许你那么做。尤其是当我是多数你是少数的时候,更会发生围剿与歼灭。而围歼的理由从来都是给作为少数的你一顶帽子:毒化风气,荒谬无耻。李银河们从不认为,这种思维方式不能做对某件事,而是担心它一旦做错事,就不可收拾,就有回到“蓝制服”的危险。而这种担心,现在看来决不是多余的。
  道德上的是非优劣是可以争论的,争论不可怕,不要把国民当傻子,国民自会知道什么是德行。所以,国家不应为道德立法,不要企图用法律来推行或者捍卫某种道德,更不要以过去遗留的道德立法强力介入国民的道德生活。对道德生活的介入,往往意味着深入他人心灵,踏入他人家门,支配他人财产,甚至支配他人的自由与生命。这不正是我们经常耳闻目睹的吗?所以,在国民道德与国家权力的边界争端上,如果强者不自我克制,那就没有边界,因为整个领域都是强者的。
  国家应当关怀的,不是国民的道德,而是民生民命;国家应当关注的,不是国民的奢侈品,而是必需品。而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更应当有个“动用理由的阶梯排序”,换言之,在无力救济拆迁自焚的时候不应当用力于淫秽物品,在肃清官员贪腐之前没有理由把社会目光引向聚众淫乱。
  对于挑战道德底线的少数人,国家和社会应当抱持宽容的态度。挑战者的确不一定代表道德的演进,但扼杀挑战者却一定会窒息社会的自由。想想意大利电影《天堂影院》里被神父剪掉的淫秽的接吻镜头,几十年后被重新拼接起来,竟然是一个个令人感动落泪的美好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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