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经济结构，是为了保证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加稳定、平衡和具有可持续性。调整经济结构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扩大内需，减少对外需的依赖；增加消费，减少对投资的过度依赖。
　　从中国经济的结构来看，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的比例约占GDP的50%、40%和10%左右。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消费占比虽较发达国家来说偏低，但在亚洲仍然处在正常的水平。但从长期的趋势来看，在10年的时间内，中国的消费比重从2000年初的60%左右下降了10个百分点。这里所说的消费包括政府和居民消费者两个部分。在过去10年中，政府消费比重几乎在14%-15%之间徘徊，整体消费比重下降的这10个百分点，几乎全部来自居民消费。具体来看，居民消费的比重2000年为46%，到了2009年则下降到33%左右。
　　居民消费过低，不外乎几个原因：第一是预防性储蓄的需求，包括对医疗、教育和住房的前瞻性的储蓄需求，导致老百姓有钱却不敢花出去。在这样的现实面前，笔者认为，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和医疗制度的健全刻不容缓，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也应该扩大，以保证居民能够在花钱时更加有底气，而手上有“余钱”的国企和财政应该慷慨地把存款拿出来，为基本社会保障的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一些重要改革步骤已经在进行。比如，政府在去年已决定今后3年将投资8500亿来健全基本的医疗保障体系，这将刺激消费特别是农村消费。同时，还可以通过建立全国性的最低养老金体系，并逐步吸纳最广泛的人群加入，为刺激居民消费提供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
　　第二个原因是居民收入不高。当然，简单地讲“收入不高”是不科学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收入结构的准确描述是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因此，所谓“收入不高”并非指全社会的收入不高，而是指多数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收入较低，而且其议价能力不足。近期出现的“用工荒”就是收入问题的生动写照。一些产业工人的工资已经在低水平上持续了多年，在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占据生产第一线的时候，突然出现“用工荒”，实际上是对多年工资没有适当上涨的一个集中反映。
　　在笔者看来，“中国制造”的高速发展时期逐渐远去，美欧在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债务危机后将逐步进入结构调整期，其长期以来“重消费、轻储蓄”的政策也将产生根本性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更加依靠自身而非外来的需求。这也要求中国应把服务业的发展放在首要位置，而服务业的发展则需要更高的居民收入和高效率的制造业来支撑——传统上以加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也难以为继。此外，服务业的发展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缓解新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逐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一些长期垄断的行业，比如通讯、医疗、铁路、航空甚至一些教育产业，并为民营资本提供较为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样不仅能保证效率提高，也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国有企业超越民营企业的“超额利润”几乎完全来自相对低廉的资金成本，这也意味着应进一步开放金融系统，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在提高居民消费的同时，目前存在的庞大的政府消费何去何从值得讨论。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往往高速增长，居民消费却不温不火，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消费在多年以来一直以较高的速度增长。简单来说，中国经济存在着政府为居民消费，从而提高GDP增速的现象。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政府直接消费的乘数往往比较大，对GDP的贡献也相对明显。但由于体制上的原因，一些政府消费的经济效率并不高。因此，在未来的“调结构”中，政府可考虑让渡一部分税收收入给居民，以促进消费结构更加合理。
　　多年来政府消费一直以较高的速度增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政府直接消费的乘数往往比较大，对GDP的贡献相对明显，但由于体制的原因，一些政府消费的经济效率并不高。因此，在未来的调结构中，可考虑让渡一部分税收收入给居民，以促进消费结构更加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