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显示，初步恢复元气的美国已拥有较大回旋余地来应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主要发达国家正把改革视线转移到旷日持久的金融监管争论上，而政府和大银行恰好借机大演双簧戏，致使最为关键的货币体系改革长期拖延。而一旦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再度成为全球金融符号和力量主宰中心，中国要想博得金融主导权，难度无疑要大得多。
　　最近几天，施瓦布先生可能切身体会到由其一手创立并拥有巨大影响的世界经济论坛的边际效用正在递减。
　　尽管今年的论坛主题雄心勃勃，但在美国主要政经领袖几乎集体缺席、全球第二金融大国——英国亦不热衷的情况下，任凭身材单薄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在主旨演讲时如何提高嗓门，严词抨击金融家们的贪婪，大概也无法改变本次论坛国际关注度大幅缩水的事实。也许，濒临破产边缘的希腊，其总理帕潘德里欧的发言能够引来一丝同情，毕竟这个西方文明发源地假如真的走向了国家破产不归路，作为经典资本主义的欧洲列强，脸上肯定是挂不住的。当然，最吸引眼球的还是两大阵营围绕是否该加强金融监管而展开的激烈争论。索罗斯依然是不折不扣的明星，代表大银行利益的巴克莱银行主席罗伯特·戴蒙德在批评奥巴马的金融监管计划时可谓毫不留情。反正奥巴马不在现场，而且金融巨头们的发言自由是受到最大限度保护的。景色迷人的达沃斯，就这样见证衣着光鲜的与会者将一场立意宏大的论坛变成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鸡尾酒会。
　　达沃斯论坛备受冷落，在某种意义上折射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政经生态的冷酷。一年前还对奥巴马政府上台寄予厚望的有关各国，大概已认识到这位黑人总统其实要比小布什复杂得多。尽管已走下神坛，甚至流露出只能干一届总统的无奈，但在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尤其是阻止一度呼声高涨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面，奥巴马肯定要被打高分。四个月前的G20匹兹堡峰会，由信心满满的新兴经济体推动的金融体系改革看起来无限接近成功，奥巴马似乎也很给面子，亲自提议将G20升格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于是G20和G8初步完成了新老交替，各国领导人相约今年6月和11月在加拿大和韩国继续推进这方面的改革。这次在达沃斯，依然雄心勃勃的萨科齐誓言将在明年的G20峰会上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放在峰会议事日程的重点项；而上任以来一直未见太大作为的韩国总统李明博也想把今年11月的G20峰会变成个人秀。但无论是萨科齐还是李明博，心里不会不明白：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最佳时间窗口已错过了。白宫及其影响力极大的金融家们成功地阻止了美元体系的崩溃，美元度过了人工流产的高危期。奥巴马将美国经济从萧条边缘拉到增长轨道，美国去年第四季度GDP增长了5.7%。于是，差不多恢复元气的美国已拥有较大回旋余地来应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了。加上一向绑定美国并由此获得巨大利益回报的英国，改革国际金融秩序遇到的阻力，似乎又回到了危机爆发前的状态。
　　不仅如此，老辣的美英早在G20匹兹堡峰会上似乎就已经对新兴经济体设套。那次会议上，G20成员在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方面没有达成统一的措施协议或时间表。会议发表的最终声明尽管强调各国将采取一致行动，提高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协调和强化薪酬体系，形成国际标准，改进柜台交易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但峰会声明称，对这些领域的改革，各国将有自己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而从那时起，主要发达国家逐渐把国际金融改革视线转移到可能是旷日持久的金融监管争论上，而政府和大银行恰好借机大演双簧戏。果然，奥巴马日前宣布对大银行规模和业务范围实施新限制遭到了华尔街的强烈反弹。因为上述措施旨在限制自营交易以及对私募股权机构和对冲基金的投资，将强制金融机构在商业银行业务和自营业务之间做出选择，并寻求限制超级大银行的规模。奥巴马使出的这计招数很快在美欧金融界掀起大浪。《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称，奥巴马向华尔街宣战是在摧毁美国精神。英国大银行家也迫不及待地帮腔。但诡异的是，奥巴马在选择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前抛出这颗重磅炸弹的同时，又和高盛等多家金融巨头的一把手集体缺席此次年会。我们很难相信奥巴马会对美国的王牌下重手，因为这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通过这次战术动作，美国极有可能在国际舞台掀起一场旷日持久的金融监管争论，而美国正好借机修复本国经济。
  　对既得利益者来说，放弃国际货币体系的既有地位以及在IMF和世界银行中的部分投票权，肯定非常痛苦，建立中国主张的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需要经过有关参与各方的多回合持续博弈。而一旦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再度成为全球金融符号和力量主宰中心，中国要想博得金融主导权，难度无疑要大得多。目前看来，美英等金融主导国对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被动积极性已大减，美欧打着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幌子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的围堵行动，将使中国穷于应付，并严重分散中国积极参与并争取主导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注意力。使得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最为关注的货币体系改革步伐有可能放缓乃至长期拖延。假如抗击打能力较弱的中小国家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并在全球蔓延，那么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将被引导至新一轮救火行动中，届时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之钟极有可能遭到刻意“停摆”。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