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酒后驾车严查的深入，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蜀山交警大队等单位最近联合发起成立了“蜀山区酒后代驾联盟”，联盟由有意代驾业务的出租车公司、酒店、停车场等经营单位，及政府管理部门、社会团体，以及驾驶员组成。酒店接受醉酒顾客的委托，联系代驾志愿者，或者顾客直接拨打联盟服务电话。代驾人员
上岗前必须经交警部门审核。（9月19日《新京报》）

　  这一不乏人文关怀的举措，能让代驾红火起来，并杜绝酒后驾车吗？
　  回答这一问题，不如先回顾一下，过去那些风光一时的代驾公司因何失败？早在2004年9月，上海首家代客驾车服务公司———上海吉世捷汽车租赁服务公司就正式投入运营，但是由于接单量不足，生意惨淡收场。山东的一家代驾公司向媒体诉苦称：半个月才接一笔100元钱的酒后代驾业务。（8月24日《齐鲁晚报》
　  一方面，是代驾的巨大需求，一方面，是代驾“叫好不叫座”。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潜在的制度风险造成代驾业务的不确定性，才是阻碍代驾发展的症结所在。
　  第一，风险分摊之惑。车主把自己的爱车交给代驾司机，如果出现意外，责任如何划分？目前，国家对代驾服务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和要求。据调查，上海五大出租公司均表示不提供司机代驾服务，原则上也不允许司机去开客人的车，因为“万一出了事，车没有保险或超出保险理赔范围怎么办？”这些问题都是潜在的法律风险，是代驾和车主方都绕不过去的问题。
　  第二，据代驾司机反映，他们服务的大都是喝醉酒的人，遇到个别不讲理的乘客，或者突发情况，司机自身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除了“醉汉不好侍候”，从法律上说，醉汉要求代驾，这个合同的效力也有问题。
　  而合肥蜀山区的“代驾联盟”并没有借助国家公权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甚至由于不适当的干涉，还可能增加开展代驾业务的难度。比如，规定代驾人员上岗前必须经交警部门审核，这实际上就是行政许可，人为提高了业务的成本。按《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对于公民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中介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而且行政许可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授权，至少必须是省会人民政府出台的规章。而此举目前还只是区级政府机关的命令。
　  酒后代驾牵一发而动全局，涉及一旦出现交通事故，责任的分配、保险理赔，车主和代驾司机的权利义务平衡，如何化解双方的不信任及矛盾……这些问题，有赖于国家公权的积极介入：扶植行业协会，设立行业细则，以及投诉受理程序，提高行业的社会公信力。
　  否则，“酒后代驾”难以红火，不管是谁在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