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试行在立法前实行的立项论证，其核心诉求是提高立法的科学性、尤其是防止部门利益合法化。而这一立法改革建议，既需要实践的深入验证，更需要制度的有力支持。

    近日《新京报》报道，从2008年起，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试行立法前的立项论证，对立法必要性、立法时机、立法思路、预期立法效果等进行评估，6个纳入试点的立法项目经论证后，有的改变了原有立法思路，有的暂缓立法。无独有偶，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前不久也举行了首次立法项目论证会，对40多个拟立法项目作出重大调整。

    出现在北京、广东的这一立法改革措施，其核心诉求是提高立法的科学性、尤其是防止部门利益合法化。按照基本的立法程序，立法活动需要经历立项、起草、审议、通过等各个环节，而法案的立项和起草，既是立法的第一步，也是把守立法质量的第一关。基于这一做法符合立法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应当纳入一般性、常态化的立法程序。
    当然，观照当下的立法现状，要全面构建起阻击劣法的事前预防机制，还有很多可为空间。首先，就“立法前立项论证”这一制度创新而言，最应警惕是防止其流失为一个程序符号。从相关报道披露的信息看，目前一些地方立法开展的立项论证，参与者多为政府部门和与该部门有密切联系的专家学者，这固然符合立法的专业性需求，但“部门论证”、“精英论证”能否彻底遏制部门的立法“挟私”欲望，甚至为其提供支持性理由，却不能不令人疑虑。
    因此，扩大论证主体、丰富论证渠道等有必要纳入论证组织者的考量，尤其是与社会公共利益、公民权利密切相关的立法项目，应当邀请立场中立的第三方社会组织、特别是公民代表参与论证，或通过公共平台征求社会公众意见。从立法源头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以建构起完善的立法项目征集、筛选、论证与调整机制。
    从目前情形看，民意机关的控制力主要彰显于审议等立法活动的后半程，对立项、起草的前半程却约束不足，“立项论证”的改革举措虽然有利于缓解这一弊端，但论证通过后如果仍由部门负责起草，依然可能被“部门倾向”所误导。有鉴于此，地方人大有必要加强专门委员会、立法工作机构等自身的立法力量，尽量自行起草法案，或提前介入部门的起草流程。说到底，民意机关只有全面提升立法主导权，对立法各环节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监控，才能真正告别“部门提案，人大举手通过”的传统立法模式。
    更深度的改革方向是，应当进一步解放目前过于单一、狭窄的立法提案和起草权限，建立更为开放、多元的立法立项和起草机制。
    上述立法改革建议，既需要实践的深入验证，更需要制度的有力支持。2000年出台的《立法法》对立法立项、立法起草等环节几乎没有着墨，因此，在条件成熟之时，应当通过修订《立法法》等方式，将一些行之有效的立法立项、立法起草改革措施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