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之下,春运买票难仍有解决空间
    2009-01-08    马光远    来源:新闻晨报

  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农民工返乡潮,使今年的春运比往年有所提前。如何顺利获得一张火车票回家过年,依然是令每一个回乡人揪心的话题。

  按照发改委的统计,2009年春运期间,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23.2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5%,其中铁路1.88亿人次,增长8%。人流逐年增加,但修铁路的速度实在太慢了: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铁路的总里程只是由5.17万公里增加到7.8万公里,换算下来,平均每天修铁路2.5公里,可能比一个退休老大爷每天遛弯的距离都短。
  铁道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解决一票难求的问题,不过比以前进步的是,铁道部认为2012年可以解决。的确,运力紧张是事实,春运难也是事实——20多亿人次,相当于地球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在短短40天内完成大迁徙,这在任何国家都绝非易事。但我们不能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运力紧张,毕竟,我们也无法否认另一个事实:无论火车票如何难以搞到,但最终想回家的人大多还是回家了。这说明,就现有的运输能力而论,尽管相当紧张,也还是能够基本满足春运需要的,“一票难求”的根源看来并不在此。
  从春运人流的分析看,最主要的无非民工流、探亲流和学生流,在这三大流中,学生买票可以通过学校统一办理,探亲的,很多也可以通过这关系那门道搞到票,而唯一的弱势群体就是农民工了。春运所指的一票难求,最主要指农民工,我们评价春运是否成功的标准,也主要看农民工是否可以顺利回家。
  正如前述,一票难求的根源并不在于总量不足,而在于分配程序的不透明和不公正。铁路部门从来不敢公开有多少票分配给了旅游公司,多少票给了机关部委,多少票通过不明渠道进入了黄牛的手里,而最终进入流通领域可以排队买到的票,估计比例低得可怜,这是广大农民工一票难求的很大原因所在。
  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有短缺,就会有权力寻租,因此,分配合理的关键在于程序的公正和透明。铁道部不敢实行实名制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技术问题,而在部门利益,这是不争的事实。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和我们人口有一拼的印度,实行火车票实名制100多年,好处显而易见:印度从来没有票贩子这个职业,也没有人为票而排队,这是程序正义的最大优势。
  如果有关部门拒绝实行实名制,现实的考虑是应该有可替代的、能帮助农民工便捷顺利地买到火车票的程序。春运往返两趟,给人造成的焦虑感是双倍的,而一旦买票的过程艰难,焦虑无疑会被强化和放大。好在有关部门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各地也都出台了或正在酝酿方便农民工购票的办法。但具体操作起来效果如何,还是一个疑问。
  其实,即使在铁路垄断体制难以改变、铁路运力不足的情况下,如果相关部门有足够诚意和人文情怀,农民工买票难仍然有很大的解决空间。春运难度大,仅靠一个部门或者几个部门的智慧是不够的,让民众共同参与,一起解决,总比铁路部门自己关起门来想办法要好。比如,是否可以参照学生票的订购办法,让用工单位的工会负责直接向铁路部门订票?总之,只要有真正解决问题的意愿,办法总是有的,关键是有没有真正的动力去发动民智。
  的确,让每一个人、特别是农民工以一种更轻松愉快的方式回到自己的家乡,体现的是一个社会的进步和整体管理素养。春运在当下是灼伤的痛,折射出中国社会城乡二元体制和转型期的很多特点。春节本来是中国人传统的、无可替代的幸福,但买票的过程实在会让很多人的幸福感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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