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最新信息显示，我国部分主要食品价格近期呈现下降趋势。从价格监测周报看，5月份以来多数食品包括猪肉、鲜菜价格环比都出现了稳中趋降。此外，我国今年夏粮生产有望实现连续五年的增产，单产将再创历史新高。
这样的信息令人鼓舞。与此信息相一致的，还有一个数据，即自2004年以来，中国粮食产量出现连续4年增长，总产量达到10000亿斤以上。这也充分说明，自2004年起至今年的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决策者所安排的不少政策激励措施已经产生积极效应。
上述变化当可有助于实现中央政府年初提出的全年物价增幅控制在4.8%左右的目标——尽管这个目标的实现颇为困难。仅就此前数月的情况而言，食品价格涨幅始终高居各类消费品之首，如今年一季度，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8.0%，涨幅比上年同期高5.3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1.0%，直接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6.8个百分点，更不用说，这种较大幅度的涨价势必还会引起下游生产环节成本高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通胀压力已然消退。在中国这样一个粮食自给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水平的农业大国中，不仅农产品短期供应量的波动是有限的，而且由供应量的波动而导致的价格变化也是有限的，换言之，此前以及今后时期食品价格上涨的直接动因主要来自于国外。
种种迹象表明，世界性的粮食供应偏紧可能成为长期趋势，造成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全球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二是能源转换需求逐年增加，由此已经显现出来的后果是：据联合国相关机构统计，仅2007年一年，国际粮价就上涨了42%。世界银行4月9日发表报告说，截至今年2月底，过去三年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上涨了181%，食品价格整体上涨了83%。目前世界粮食储备已降至30年来的最低点，只够维持53天所需，远低于去年初169天的水平。
用作权宜之计，中国可以也已经采取禁止出口的办法阻断境内外粮价联动，但此短期可行的办法很可能会因成本高昂而长期不可行。考虑到我国粮食生产并不具备比较优势以及农民增收要求日益强烈等成本因素，未来时期中国甚至有可能提前出现欧美国家上世纪中期所普遍出现的“高价农业”现象。如果此现象真的会出现，那么为了保持国内价格水平相对稳定，中国将付出的代价则是财政负担不断加重以及贸易摩擦不断加剧。
从表面上看，基于人口增长状况及耕地保护程度预测，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基本可以满足人口高峰时14.73亿人所需，也就是说，至少在可观测的时期内，中国可以维持联合国粮农组织所定义的“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的食物”，但是，这种安全所凭借的毕竟只是低水平的均衡，其所掩盖的问题的实质，即，来自农村高度分散的供给与来自城市高度集中的需求之间的突出矛盾，不会因为这种低水平的均衡而自然消失，甚至还有可能因为两个因素驱动而更为尖锐。
其一，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受18亿亩耕地资源约束，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很难再有大的提高，但另一方面，粮食作为现代工业重要原材料的地位正在不断得以强化。本轮国际粮价上涨的最主要原因，即在于以能源替代为代表的、新的粮食需求急剧膨胀，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源匮乏同时又严重依赖原材料大量投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而言，至少意味着未来发展基础不实。
其二，中国粮食安全并不意味着世界粮食安全，在全球一体化趋势下，外部需求和供给的变化势必会以种种方式传导至国内。因为小农经济的散和弱，中国在“入世”后实际丧失了一些重要农产品的定价权，由此，国际市场每每出现的价格异动经常恶化为价格制定者对价格接受者的利益盘剥。
为了化解上述矛盾，中国政府已经采用多种措施试图推动均衡水平向上发展，如，全面取消农业税、不断增加支农投入、完善农业科技推广和服务体系、加快农村综合改革步伐，等等，应该说，这些措施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
但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农民最多的国家，中国不能仅仅因为基本实现粮食自给而自满，要看到，当下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非常复杂，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长期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三农”问题仍很棘手，因此，对于事关民本的粮食安全必须做更长远的安排。
这其中，除了确保基本耕地、开发荒地资源、改进农业基建、推动专业生产等基础性工作外，还应加快推进粮食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对于粮食安全保障的基础性作用，具体包括：培育粮食市场主体，扶植大型粮食企业；完善市场交易方式，创新粮食流通业态；健全专项粮储制度，提升政府调控能力，等等，唯其如此，方能在更为高级、更为动态、更为开放的均衡中确保本国粮食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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