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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中国GDP将超过德国的消息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我在瑞典的报纸上也读到了相关的新闻。当然，瑞典人既不会像德国人那样，用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观望这一变化，也不会像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们那样，用十分羡慕的眼光看待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对于GDP，瑞典人似乎正在失去追逐的热情。在不久前的《哥德堡邮报》上，我读到了这样一条消息，“世界首届幸福大会在哥德堡市召开”，而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为什么GDP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幸福”。
从报道看，这次会议是由一个名为“国际慈善”的非政府组织主办的，其目的是要研究幸福的来源。我在网上做了检索，发现瑞典媒体对这次会议已经作了一些报道。有篇报道的主题是“增长之外的因素决定了幸福”。而另一篇由幸福大会筹备组的负责人、“国际慈善”主席林德斯特吕姆撰写的评论，则用了“政治的目的：让人们幸福”这样的标题。
在接受采访时，林德斯特吕姆先生说，“政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让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更加强大，还是扼制住通货膨胀呢？也许，这样的政治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那么，政治的新使命又是什么呢？他认为，应当是更多地以老百姓的幸福感为依据制定政策。
从这届幸福大会公布的一些文件中看，直到上世纪60年代，经济的快速增长仍能给西方国家的民众带来普遍的幸福感，而此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到了70年代中期，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仍然持续上升，但人们却渐渐失去了幸福感。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的GDP增长了150%，但幸福指数却仍在原地踏步。
对于幸福感的失落，学者们直到近年才真正注意到。目前，英国政府已经专门请专业人士制定了幸福指数，并以此作为政府决策的依据之一。参加这次大会的一位瑞典国会议员也于今夏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瑞典政府向英国学习，开展对幸福的研究，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幸福研究体系，确定瑞典人的幸福指标，将此与GDP等经济指标一起，作为未来瑞典政府政治、经济决策的基本依据。
这位议员认为，目前，国民经济的增长仍然是世界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许多政府决策都是依据GDP等经济数据做出的。随着环境问题的出现，一些政府才开始考虑建立环境评估的数据，现在幸福也正在成为一个必需考虑的问题。因为人类的发展已经表明，增长不是幸福的全部。
目前，研究幸福学的学者多是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学者，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中就有创立了世界幸福数据库的荷兰教授鲁特·温赫文，他是一位社会学家，正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通过这个数据库来建立一系列指标，用以衡量各国民众的幸福感。瑞典哥德堡大学的学者本特·布鲁德也是这一领域的领先学者，他的专业是哲学，去年他曾出版过幸福学的研究专著。这些都表明，幸福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涉及心理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环境学等诸多研究领域。用布鲁德的话来说，幸福学主要研究的就是决定幸福的因素有哪些，怎样才能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林德斯特吕姆在谈到研究的方法时说，我们需要对不同人群展开长时间的调查，了解这些人在特定时间段内的幸福感的变化及其原因，因为，一些很不起眼的因素也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比如，与谁一起去打球，与谁一起共进晚餐，以及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吃晚餐，等等。
瑞典及其他西方学者的努力会不会使幸福指数像GDP一样，在未来若干年之后，成为各国政府普遍接受的决策依据呢？现在还不好断定。但是，从GDP现在的作用来看，它显然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能客观准确地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了，未来肯定会出现像环保指数那样的新标准。瑞典人对幸福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也许，中国的学者也应当为中国的发展找到，或是创建一个能够反映中国老百姓幸福感的评估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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