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近代转型
2015-06-26    作者:郑渝川    来源:经济参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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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今天,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和理解,也往往停留于单个或多个标签的组合。有些标签是文化意味上,比如法国=浪漫,也有政治和经济维度的标签,例如美国的市场放任和选举民主,英国的贵族与民主相叠加的传统。

    为什么西方会在整个近代和现代,超越东方及其他其他大洲和文明,掌控霸权,也成为文明价值的引领者?不少人认为这是源自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传统的袭传。这种观点也很容易更进一步的变异为西方文明(文化)优胜论。问题是,为什么近现代乃至当代,把古希腊、古罗马传统发挥得最好的国家,并不是希腊和意大利,或者距离更近的德国、法国、西班牙,而是地理距离相对最远的西方国家——先是英国,再是美国?

    无论是西方价值的赞赏者,还是批评者,在谈论他们所指的西方时,还不免陷入一种静止化的观点,即所谓英国在光荣革命后,突然就变成了他们所认为在方方面面拥有优越制度的国度;而美国打赢独立战争后,就一直实行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各项政治、文化和经济制度。有些人很可能会争辩,自己并无意把几个世纪前的美国和英国说得如此完美,却无法回答,在评价18-20世纪的中国时,拿出的参照物是21世纪的美英这样一个问题。

    法国走出大革命的恐怖传统,至少历时一个世纪,这个国度的暴戾和野蛮,更可以认为是在一战付出惨痛死伤代价后,才得以彻底消褪,从而使得二战打响后,骄傲的法国人迅速拜服在纳粹德国的旗帜下。而英国的大众民主,是在从光荣革命起,之后的两个世纪的政治和社会演进中,一步步添加完善的。至于美国,一个刚开始建立时设计为邦联制的国家,强大的国家机器甚至要等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改革,以及之后的罗斯福新政,才得以建构完备。如果我们参阅法国、英国、美国各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重要观点,就会发现与而今版本都存在不小的差别。

    中国1840年被打开了国门,这是一场空前的危机。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准备采用过去王朝更替的经验,消化外部冲击,但很快发现,这一套行不通;接下来就是引进国外的先进军备,却仍然不足以让国家强大,还要有军事和通译人才,还要懂得按照西方国家倡行的规则处理内政外交问题。“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兴起,其实这已经对当时中国的儒学传统带来突出冲击。为什么西学支撑下的西方,会在军事和政治领域领先中国如此之多?以儒学经典培养的官僚在外敌面前,为什么显得那样不堪一击?

    儒学传统的内在价值与西方的实用技术未必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事实上,在当代世界,思想、文化传统与新技术的融合,这样的国家样本并不缺乏。中国洋务运动的真正悲剧在于,洋务派秉承坚守的儒学传统,其实只是先师圣人的只言片语,只是儒学传统在当时的各种纪念和制度形式,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内在价值。这正是中国的近代摸索无比艰难的主要原因。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人博在所著的《中国的近代性:1840-1919》书中,就谈到了洋务派的尴尬。他也指出,洋务派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不经意间创造出改革带来的社会文化结果,开启了对儒学传统的批评(尽管而今看来,这些批评未必准确,多出自对西方的肤浅认识),借助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民本”思想,将“民主”理念和概念引入到中国。

    《中国的近代性:1840-1919》这本书全面深入的回顾了中国近代历史上,几代人为了救亡图存,应对解决数千年未有的新型危机,而从扬弃、引进、融合、再造思想理念和政治传统角度展开的探索。而这正是王人博所说的“近代性”的过程。书中重点讨论了洋务运动、辛亥运动、国民革命、五四运动等几个奠定中国近代性、近代化特征的时期,中国思想界发生的观念和理念变化。

    正如前面提到的,无论是哪一个西方国家,政治体制和思想传统都并非长达几个世纪不发生变化,中国的旧有知识阶层和转型时期的进步知识阶层,各自最为突出的问题就分别在于,前者错误的坚守了儒学传统的一些外在形式,而非其价值内核,这种认知失衡后来在五四时期也表现得非常突出,进步者将儒学传统的所有文化价值都认定为“吃人”的糟粕要予以舍弃;后者的问题,在于对西方传统和现实的朦胧式、简单化认知,因而不断提出牵强武断的救国药方。我们从这本书第二部分“西方的诱惑”就可以看到,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还是与之对峙的革命派,对西方政治和文化的认知,都停留于几部经典著作的叙述而非活生生的制度及其运转。这不免使得改良或革命追求,或陷入乌托邦化。

    辛亥革命前后,立宪党人、革命党人内部其实有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当时不具备共和条件。这个论断在当时的西方观察家来看,似乎并不能定性为保守和愚昧。但有着革命或立宪热情的人们,更愿意得出一个简单的推论,即中国实现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或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就可以马上换来自强和富足。这种愿望在后来很快落空,又使得曾经的理想主义者转而变得相当悲观。事实上,辛亥革命后,国民党不情愿的将总统职位交予袁世凯,改动《临时约法》,创造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政体框架,这是实质上的背约行为,很难想象在英国或美国会有类似的政治算计,也使得约法和民国政体本身得不到袁世凯等北洋军人的尊重。

    王人博一针见血的指出,五四运动的缺陷,不是反传统多么激动,而是只以“时代性”为唯一尺度,以为扫除了他们所认为的文化糟粕,腾出空间,就能够装入西方文化的精华。在对待民主、科学、宗教等问题上,五四人的倾向同样如此。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急功近利思维方式得以延续的产物。因为这样的肤浅、轻率和轻慢,才使得民主、科学等舶来品似乎对于救亡图存都毫无价值,才使得近代性的摸索和建构,始终无法成行,之后的一代人彻底的转向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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