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对主流经济学阐释的经济和科技发展结论说不，显得相当离经叛道的作品。书作者泰勒·考恩，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目前任教于乔治梅森大学，他的博客在全球经济类点阅榜上高居第二位。这本书出版后，泰勒·考恩更被赞誉为“下一个托马斯·弗里德曼”，相当于中国公众舆论场中的叶檀+任志强。

    经济学家、经济史专家通常都认为，在美国经济1970年代陷入危机后，经里根政府改革，科技革命的成果被充分释放，带来了计算机和互联网革命，最终牵引实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即便是那些对里根政府至小布什政府经济政策持批评意见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也多承认科技和经济发展成果，只是强调这样的发展是以放松监管、埋下隐患为代价的，并且牺牲了劳工阶级利益，扩大了贫富差距。

    泰勒·考恩的观点完全不同。在他看来，美国经济自1970年代起就已经陷入停滞，这些年来的繁荣不过是金融加房市泡沫而已，1970年代之后，科技发展速度大大放缓。泰勒·考恩认为，美国历史上得以崛起，赶超英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主要原因在于，闲置土地足够多，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成果主要在美国涌现且这些成果多为革命性的创新成果，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拥有大量未获得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公共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就使这些人能够成为助推科技革命的主力军）。

    他历数1970年代以来的美国经济发展数据指出，此后的发展主要来源于金融创新，科技创新、创意的回报率变得更为可观，但创新、创意活跃程度却在下降。与之同时，美国政府财政支出在经济中所占比例也在提高，这说明，GDP增长的相当部分来源于政府投资及再分配，而不是创新、创造。

    美国的人均医疗成本位居世界首位，但国民寿命和健康水平却落后于其他很多工业国家甚至欧洲的穷国。而美国的教育支出，所换得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回报也并不理想，相对百年前的上升态势，高中生毕业率而今持续下降。泰勒·考恩认为，美国的教育和医疗总投入占到了GDP的25%，远超其他国家，理应最有成效、最具活力，但事实恰好相反，这是因为两个领域都存在“大规模畸形的政府激励机制”。

    这番观点已经具有相当的争议性。应当说，泰勒·考恩对美国教育、医疗投入体制提出的犀利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公共教育是工业革命的产物，目的是培养可以满足工业经济社会的劳动力，这被视为典型的公共产品，由政府供给或政府购买等方式供给，不可避免形成强大的教育管理官僚阶层，教师、教材、教学方式也很难高效的响应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美国上世纪50年代起为了适应与苏联的竞争，开始改革教育体制，但教改方针摇摆不定，这最终带来的结果是教育体制保留了市场化和政府主导两种方式的弊端，学校教育质量提高也不明显。新世纪以来，《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推行，更带有急功近利的味道。而美国医改暴露出的弊端更多，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是不断推高医疗成本，医疗保障水平却未能同步提升。

    但教育、医疗投入体制的弊端，似乎并不能有效证明美国其他领域的政府激励机制、市场机制都存在问题，或者说都存在同样严重的问题。而他给出的美国1970年代以来发展主要得益于金融创新而非创意、创新的结论，显然也是不够公允的，因为美国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创意产业通常都要通过风投和金融机构，募集资金、运作上市，如果将跟金融有关的增长全部界定为金融创新的产物，撇清跟科技创新的关系，实在有些牵强。

    这本书最具争议的观点，是泰勒·考恩对互联网经济的轻视。为了说明互联网不是那么重要，他将互联网与实业、生活都切分开来，将互联网仅仅界定为互联网产业，然后再用几家顶级互联网企业的雇工人数为依据，宣称互联网带来了更多的失业（虽然机器、计算机、互联网造成失业，这个结论确实成立，但泰勒·考恩推导出此结论的逻辑却不能令人信服）。

    在对现状进行了一番最为悲观的渲染后，泰勒·考恩在《大停滞》一书的末尾部分笔锋一转，变得突然乐观了起来，他将中印两个新兴大国在科技创新上的发力视为美国经济复苏发展的利好，转而谈论互联网可以为教育改革带来的好处。他还提出建议，要提高科学家的社会地位，这显然是就华尔街交易员的职业近年来变得越来越热门，美国青年不愿投身科学的现实而提出的。

    总体来说，这是一本很聪明的找到了美国、世界经济发展问题，并巧妙设定问题解读角度，以最大化吸引眼球的作品。泰勒·考恩没有耐心去缜密论证他那些离经叛道的结论，建议探讨也有些草率仓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