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日韩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引领政策经验，在国际上被概括为东亚模式。具体的政策包括日本明治政府就开创的工程教育、日本二战后建立的政府主导产业投融资体系、韩国转型时期确立的一揽子促进出口政策、中国台湾的工业园模式、中国内地的招商引资竞争。东亚模式还包括受到传统经济学批评的进口保护和出口补贴。

    从世界范围来看，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经济体并不多，而失败案例则是比比皆是。拉丁美洲国家19世纪初经济发展水平甚至远超美国，但到了20世纪，则大大落后于美国以及新兴崛起的日本。二战后发起转型提升的国家当中，成功案例主要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其他大洲的一些新兴民族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则纷纷陷入转型困境，债台高筑，社会动荡。

    日韩两国在经济腾飞后，政府就开始致力于输出经济发展经验，特别是产业发展经验。日本组织了许多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对话，韩国则提供了“知识分享计划”。我国政府近年来也加入经验输出的行列，协助受援国提高生产率，阐述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经验。

    可以预见，随着“一带一路”、亚投行战略的提出，我国对外投资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这其中必然要涉及输出、帮助建立成型的产业政策框架。在我国国内，一些城市还承担带动边远山区等欠发达地区发展的责任，也需避免直接复制政策清单，并因此陷入水土不服的问题。

    国际经济学会主席、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青木昌彦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主编的“比较”译丛图书，最新推出了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大野健一所著的《学会工业化：从给予式增长到价值创造》。这本书通过重点解析东亚国家二战后经济转型、腾飞的经济政策制定过程，对照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国家，就实现经济转型、输出产业政策提出了具体建议。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1994年曾发表专著，批评当时备受推崇的“亚洲奇迹”，指出东亚国家严重依赖于“汗水”（生产要素的累积）而不是来源于“灵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能通过付出“汗水”代价的方式，获得经济转型和腾飞呢？大野健一认为，东亚国家成功的奥秘其实在于建立国家机制鼓励人力资本持续升级。同样，在输出产业政策的过程，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必须注重带动受援国（受援地）建立起匹配的人力资本升级机制。

    输出产业政策，还应当注重市场驱动型发展（即产业、项目选择要遵循市场机制，由企业而非政府来直接完成），受援国（受援地）政府要善于制定政策要激励私人部门实现价值创造和创新，惩罚寻租和腐败。书中还指出，受援国（受援地）政府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帮助产业、企业提高实施能力，在制定产业规划等具体方案中积极听取企业意见；为避免政策失误，受援国（受援地）政府还必须了解各项重点产业的具体知识。因此，输出产业政策的国家和城市，不能简单的提供一套产业政策清单，而需要提供智力援助（提高受援方政府官员知识水平、领导力），帮助受援方因地制宜制定产业、企业激励政策等多方面帮助，引导受援方更好的借鉴他国经验完善政策工具并学会与产业专家进行对话。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第四章专门谈到了如何有效改善受援方政策流程（从改变受援方政府领导者愿景，到改变公职人员、智囊专家理念，协调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再到推动建立行动机制、跨部门协调机制）的一揽子建议。

    书中第三章列举了东亚模式中，后发国家和地区提高产业能力最常用的6项政策工具，包括持续改善（源于日本，改善产业、工业企业的质量和生产力）、企业管理咨询系统、工程大学和技术学院、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和产业之间的关联、工业园区、吸引战略性外国直接投资，分别解析了这些政策工具的设计方式，并就受援方建立起本地中小企业发展激励政策提出了建议。

（作者授权，经济参考网独家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