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中国如何选择”，指的是选择什么样的民主，以何种方式实现，不能解读为“民主，中国能否（有无）选择”。100多年前，自强救国与民主自由就已经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代代中国仁人志士追求的共同目标。袁世凯集襄赞民国之功，悍然重建专制，很快就落得个众叛亲离，足证人心向背。而在二战后，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民主化潮流，民主甚至被视为终极化的价值选择。

    尽管如此，时至今日，究竟该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却出现了很大范围内的共识断裂。仅在亚洲，推行民主的国家和地区之中，既出现了日本、韩国这样的高收入社会民主的例子，也有大量的低收入社会民主典型，民主似乎并不能自然而然的带来富裕乃至社会稳定。而就在一些高收入民主国家或地区，经济长期陷入低迷，相反兴起了街头政治，欧洲部分国家因为改革福利政策和移民政策引发民意强烈访谈，美国的民主政治演变为两极对立的极化模式。与之同时，在另外一些新近崛起或保持长期较高水平增长的经济体，依照西方标准界定的民主化水平却并不高。有人据此宣称，民主不是经济繁荣的前提，甚至不能称为必需条件。更有甚者，将民主与国富民强予以对立。

    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最近出版的《民主，中国如何选择》一书，深入分析当代民主陷入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就中国探索非西方民主的道路进行了探讨，点评了十八大以来加速反腐、推进法治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

    民主危机的实质是什么？

    全书第一部分详述了发生在东亚、东南亚、东欧、西欧、美国等世界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民主危机”。应该说，“民主危机”并非民主制度出现了无法克服的内生障碍，而是地缘政治、相关经济体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累加的矛盾，通过民主政治的渠道予以爆发。如果没有民主政治体制，相信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乱局还将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呈现。按照郑永年的观点，民主的有效运行依托于政治和法律秩序，没有这个基础，民主和自由就会陷入混乱——很显然，缺失民主，政治和法律秩序同样会迎来挑战。

    那么，为什么不同收入水平、民主体制和国家形态存在较大差异的国家和地区，会出现政治和法律秩序的不稳定呢？郑永年在书中解释指出，首先，全球化正在挑战基于民族国家、主权国家的政治和法律秩序，会不可避免带来“亲商”抑或“亲民”的矛盾；其次，现代产业结构特别是金融化的产业结构促使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破坏了政治和法律秩序的平等内核；第三，与全球化紧密相关的社会高度流动性，构成了对政治和法律秩序的挑战，这种挑战透过民主政治机制反映为本国人与新移民、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突出矛盾。

    实际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危机”，恰恰是因为民主政治建设不够健全，即政治学家所称的劣质化民主。二战后在新兴民族国家普遍推开的民主政治建设，实际上被简化为单一的选举，没有如20世纪之前进入民主政治建设的西方国家那样，将道德价值、文化传统、精英共识结合起来，更脱离于法治。

    而在西方国家，尽管过去以来其民主政治建设被论定为带来繁荣富强的最可靠制度优势，但在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困境压力下，出现了民粹主义潮流。郑永年解释认为，西方国家在“全球化及其导致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推动下，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被大大挤压，这是民粹化政治潮流涌现的根本原因，也导致传统民主政治内涵的理性精神弱化。从弗格森骚乱到巴尔的摩骚乱，小概率事件引发大规模抗议和社会骚乱，这相当清楚的说明了西方国家的民主困境。

    西方民主的尴尬

    西方民主的尴尬、困境，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来解释，就是已经变化的经济基础，促使上层建筑发生变化。但这种改变是相当困难的，以美国为例，如果大幅度改变再分配体制和社会政策，现有的富豪阶层将加快财富转移进程。

    目前而言更为严峻的挑战在于，基于地缘政治、宗教信仰强化的极端主义在全球多个区域蔓延，民主和平解决矛盾已不具备可能性。按照郑永年的观点，民主意识代替不了民族意识，民主政治建设尤其无法应对极端主义的挑战。

    讨论民主政治是否有非西方的选择，实际上应当回到民主政治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全球化促成的是资本的自由化，这对于社会和政治事实上必然起到腐蚀或者说解构的作用，多党制框架的“一人一票”会难以避免变成“一元一票”。尽管如此，如果彻底否认民主政治的价值，资本甚至不需要为选票付费，控制社会和政治的能力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要找到一种既能满足公民民主权利意识，又可以避免西方式民主政治带来的各项恶心弊端的替代民主形式，事实上在较早以前就有了答案：“参与式民主”。但要让票决式的选票民主，变成参与式民主，摆脱民粹负担，需要构建起精英阶层之间、精英与平民之间的基本共识。从我国台湾地区、泰国等经济体的民主实践情况来看，当社会和经济矛盾变得更为尖锐，民主稳定和跨阶层共识的基础很难稳固，阶层议题、族群议题等将主导政治舆论场。

    中国民主政治将如何实现

    郑永年在《民主，中国如何选择》书中第三部分中首先提到，中国需要建设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为民主政治建设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中国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引自西方，与本土文化和观念的融合尚不紧密，且严重脱离民众理解和话语。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现状，将使得政府权威和权力急剧衰落，官民沟通陷入困境，话语甚至暴力冲突有加剧的危险，人们普遍感觉生活无意义。郑永年指出，今天的中国，需要造就一种全国人民都能认同的国家意识形态，整合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普世价值、本土文化价值。

    民主政治在很多情况下会显得相当脆弱，最常见的冲击力，一是来自于资本，二是来源于民粹性民族主义。当前中国涌现出的民族主义，公允而言是对之前垄断话语场多年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对应式反击，后者宣扬弱化国家利益、传统文化、经济安全、本土意识形态等概念，这些主张被一再证明为存在偏颇。而“公共知识分子”对西方历史和现实政治的偏狭式解读，甚至偏激的认为，即便西方社会存在种种问题，也是民主政治的合理代价，将二者混为一谈——在质疑者看来，既然如“公共知识分子”所说，民主政治会带来现有的种种问题，倒不如自行找寻一条新路。事实上，西方国家阵营中，并无那种全盘复制他国制度模式甚至问题而走向富强的案例，即如美国，不仅借鉴学习了英国体制、欧洲大陆国家体制，还根据其国情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

    从党内民主走向人民民主，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郑永年在书中围绕近年来中国党内民主、党内团结、党内竞争有关热点事件，就党内民主的走向给予了探讨，并提出，党内民主需要推动票决程序的制度化和透明化，但又不能仅限于此，“要减少和控制庸人政治、民粹政治，党内的政策辩论变得非常重要”，还应顺应时势调整领导结构的顶层设计。

    如前述，世界许多国家的“参与式民主”建设遇到困境，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民主渠道无法适应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政治参与压力。因此中国在“参与式民主”建设中，要进一步增强开放性。郑永年提醒指出，近年来中国各级人大、政协会议都给予了新兴阶层名副其实的政治参与权，但农民、农民工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参与却变得相对困难。他建议中国学习新加坡的社会动员机制，凝聚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各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