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两场内战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在逐步被纳入半殖民进程的中国，天平天国与清政府仍在展开激烈竞逐，多场大规模会战的惨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几十年后的军阀混战和抗日抗争。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也成为汉族地主势力崛起并主导清帝国的契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满清贵族的衰落，恰恰是因为南方诸城的满人在与太平军作战中相当顽强，不惜牺牲，大批精英人才陨损。
另一场举世瞩目的内战发生在美国，即南北战争。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战争，那些曾经携手屠戮印第安原住民的白人分化为两大阵营，动用当时最为先进的军备厮杀，不到五年的时间内就杀死了62万名士兵。这相当于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美墨战争、美西战争、一战、二战和朝鲜战争中，美国殉难士兵的总和。这还不包括战争期间北方和南方更多平民的死亡：无数平民在发生在道路、田野、农场、街巷的战斗中被打死，流行病从军营、尸体填埋传出扩散给平民，许多地方的食物短缺造成了饥荒，趁火打劫的暴徒将平民作为靶子……
不得不提的是，来自北方的名将谢尔曼为了击垮南方的战争基础，在南方社会制造对战争的恐惧感，采取了扫荡战术，一路突入南方，不分平民或南方士兵一概屠杀，掠夺南方城乡居民的存粮。一句话，谢尔曼主导杀死了很多美国南方人，并让更多南方人因陷入饥荒而死，他是摧毁南方战斗意志的关键人物。谢尔曼的名言让后人闻之，也不免胆寒，“我就是要让整个乔治亚州都鬼哭狼嚎！我就是要让整个乔治亚变成地狱！我就是要让所有乔治亚人----不管男女老少，不管穷人和富人，都感受到刻骨铭心的痛苦!我的军团将毁灭乔治亚州而后快!”
南北战争塑造了今天的美国。不仅因为，战争终以北方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了奴隶制，实质性的扩大了美国政府的权力，让这个国家得以进入经济扩张与影响世界的轨道；更重要的是，这场战争伤亡如此惨重，造就的是南方和北方共同的悲痛，特别是南方，“似乎家家户户都在为某位罹难亲人哀悼”，从而“超越了长期以来人们在种族、公民身份和国家性质上的分歧”，造就了国家稳固统一的基础。是的，之后的美国仍然存在诸多的国内分歧，但都不曾走到内部撕裂、开战的一步。
南北战争的另一项重大“遗产”，同样是因为巨大的军民伤亡，造就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受难的国度”，这个国家被要求去关注那些为国捐躯者（包括阵亡的南方士兵）。美国设立了国家公墓、内战补助金，定期举办哀悼活动，这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死去的人，透过上述仪式，不断“提醒”国家要重视活着的人。
2007年至今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美国知名历史学家德鲁·吉尔平·福斯特所著的《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一书，近日被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这本书向读者讲述了美国内战的死与生，剖析了这场惨烈的战事是如何促使美国在政治和社会文明的层面发生了提升。
南北战争打响之时，双方都未能预料到战争会持续如此之久、伤亡如此之大。换言之，这是一场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冲动战争，包括粮食供给、医疗资源配置在内的各项准备都相当仓促。参战士兵成为直接的受害者。唯一算得上准备充分的是双方向各自的民众展开的战争宣传，参战者都相信自己所打的是一场正义之战。为此，教会组织都参与为南北两军服务。
书中叙述，南北战争期间的双方参战士兵几乎都有战死的预期，因而会做好提前准备，以便于自己战死后可以将消息传递给亲人。相当之多的信教士兵将爱国主义职责与宗教义务联系了起来，传递的（提前）遗言莫不充斥着为国捐躯的自豪感和圣洁意味。
战事的持续，随着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双方士兵的士气渐渐低迷，人们难以相信原先被灌输的杀戮意义——美国政府、军方、宗教组织及南方的相应组织，都在极力鼓捣这场战事的正义性，“为杀戮提供了通行证，或至少减轻了内心的抵触情绪”，但从士兵到将官仍在为夺取他人性命而内心挣扎不安。葛底斯堡战事结束后，遗留的大批上膛枪支都留下了过半子弹，这表明作战士兵已经不愿对被妖魔化的另一方士兵开枪。只有在南方邦联军队俘获北方的黑人士兵时，杀戮行为才变得较少抵触。
杀戮之后，大量的尸体需要埋葬。从战争期间的仓促下葬，到战后修建庄严的公墓陵园来安葬，阵亡将士总体上得到了尊重。但那些分别安葬在另一方地区的阵亡士兵，条件就要差上许多。战后清理和统计阵亡士兵总数的工作，直接促成了美国政府对统计科学的重视。
战时，美国建造了葛底斯堡公墓。《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书中指出，这标志着美国政府对待死者和态度与政策出现了重大改变。被移入该公墓埋葬的至少四成死难者，没有留下任何名字，只有沃尔特·惠特曼的那句“意味深长的字眼——无名氏”。这种状况深深的刺痛了美国民众，美国政府才开始在后来承担起调查阵亡将士姓名、及时告知家属并给予补偿的义务。沃尔特·惠特曼战争期间积极走访收容伤兵的医院，为重伤士兵代写医嘱，为普通伤势的伤兵撰写家信，他的这些努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示范作用。在战后，美国政府出台政策要求各地做好对阵亡士兵的安葬工作，布置各项固定的哀悼纪念活动，战争的胜利或失败在南方和北方同时被淡化。
战争、死亡的概念，也深深植入当时美国民众的认知概念之中。按照这本书的说法，叫做“死亡具体化”（有别于20世纪及之后美国对外发起的、对于美国民众而言“抽象化”的战争）。还通过各种传统、宗教习俗中的哀悼方式，让更多美国人目睹普遍的哀伤。当然，美国总统林肯遇刺身亡后，美国政府巡回举办的葬礼仪式更是强化了美国人的上述认知。南北战争的惨痛让美国人更为重视国内问题上的彼此理解和妥协，更为看重人的存在和价值。
在战时，怀疑主义就已经在双方军队及南北民间弥漫。这场战争、这场大屠杀的意义究竟何在？美国政府和宗教界努力传递战事的“天定”色彩，林肯总统更被进一步包装为圣徒。但这样的解释并不足以让人祛除对战争的恐惧和怀疑，死亡浪漫化的解释也未能成为全民共识。这在后来造就了美国国内相当部分民众对战争（哪怕是对外战争）的高度疑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