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二战结束，饱受战争创伤的欧洲各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更为严峻现实的问题，欧洲的地位前所未有的下降，而必须听命于美苏两强。欧洲国家上一次被集体占领的经历，还要追溯到几百年前的蒙古西征。这些国家不仅在经济上有赖于美苏“输血”，还分别成为美国文化输入和苏联文化改造的对象。

    战后的几年，欧洲各国及美英两强围绕重建欧洲及世界新秩序，展开了艰难的适应磨合。欧洲特别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欧国家必须学会适应绝对霸权不再的事实。世纪宿仇法国和德国令人惊讶的找到了通过经济融合、建立跨国经济联合体，最终消弭国家和民族仇恨的道路。但在欧洲更多国家中，战争责任检讨、战争罪犯追究、民族和宗教矛盾调停处理等重大问题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混乱，这为苏东集团解体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一些国家所陷入的内战分裂埋下了隐患。

    《战后欧洲史》是当代最顶尖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历时十余载推出的经典欧洲史作品，全面展现了整个欧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面貌，刻画了欧洲从“霸权的欧洲”、“殖民者欧洲”，走出战争创伤重新建设家园与秩序的历程。托尼·朱特将1945—2005年欧洲六十年历史，淬炼成了一部意义非凡，富含人文关怀，对历史进程与结果作出深刻解释的巨著。这套书的第一卷《旧欧洲的终结1945-1953》描绘了战后欧洲重建的开端，简单来说就是在外力介入下，欧洲如何在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实现分裂，并以此迈向冷战。

    战争结束后，欧洲各国特别是那些战中和战前曾发生过民族、人口大迁移的国家，迎来了二度的大迁移。前期，许多国家自行推动将少数民族驱逐，或出于政治报复，例如二战前曾积极支持脱离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在战后就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驱离；或旨在为多数民族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和土地，对早已融入社会的少数民族实施形同劫掠的剥夺。后期，苏联作为东欧的主导控制国，一手主持了东欧各国的人口流动，许多原本是不同信仰、不同语言、不同群体混居的地区，开始成为单一民族群体居住区域。

    接下来就是更具严厉意味的战争责任清算。在战争期间被占各国，战后无一例外兴起了对战时与占领当局合作的官员、知识分子以及平民的清算，出现了大量来自民间自发的暴力惩罚。而那些直接为占领当局、傀儡政府以及德国、意大利纳粹当局服务的前公职人员，还有纳粹党徒，在不同国家获得的追责情况就有了很大差异。东欧国家普遍严厉惩处了前公职人员，而在德国和意大利，绝大部分前官员被豁免，甚至摇身一变成为新政府成员。

    这是因为，冷战已经拉开帷幕，大量曾服务纳粹当局的前官员对于北约阵营的国家来说，很有对抗苏东集团的实用价值。特别是在二战前并入德国、战后重新独立的奥地利，许多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被释放，被允许在大学教职或公职上留任，这成为奥地利等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纳粹右翼思潮重新涌现的根本原因。托尼·朱特在书中驳斥了流传甚广的德国在二战战后进行了严格战争反思的说法，指出德国官员和平民都热衷于将战时支持纳粹、参与屠杀犹太人的罪行及“平庸之恶”，都推托给已经消亡的纳粹政权，或者虚化的德国国家。与德国相比，法国对维希政权官员的追责处理要更为严厉。

    有趣的是，战后欧洲的重建，无论是接受马歇尔援助计划的北约阵营，还是苏东集团，都极大的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前者是从弱到强，后者则是进一步提升了经济纳入计划管理的范围）。西欧和南欧国家还普遍引入了北欧的福利国家政策体系。公允而言，这为欧洲在战争废墟上实现重建，尽快重获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创造了条件，并且，有效降低了欧洲国家原先高度的收入和社会发展不平等。

    欧洲的重建成为可能，与美国作为战争战胜方的盟主，对一战战后历史教训的吸取有关。一战结束后，英法两国主持下，德国受到了空前的掠夺和羞辱，这是二战诱发的最重要历史因素。而苏联出于与美国开展国家形象竞争的考虑，也放弃了之前曾提出的高额赔款和实物补偿要求。《战后欧洲史（卷一）：旧欧洲的终结1945-1953》书中还指出，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和苏联都担心德国、意大利彻底走到对方阵营，从而放弃了不切实际的索赔要求，并说服对德国怨恨最深的法国加入和解。

    法国自行走出了对德和解的关键一步，即组建六个欧洲国家发起的煤钢共同体。煤炭和钢铁是工业社会运行，更是战争机器发动的关键，实现这两种战略物资生产流通的联合，就事实上扫除了联合各国彼此开战的基础，欧洲团结联合至此成为可能。

    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讲，美国启动马歇尔援助计划并随即筹建北约，苏联与南斯拉夫交恶，苏联组建东欧东南欧国家参与的华约组织，柏林危机加速美英法的德国占区合并为联邦德国，这一连串的事件让欧洲进入了冷战时期。

    冷战后陆续解密的英美俄20世纪40年代外交档案显示，文化冷战早在二战结束后就已经铺开，英国和美国情报部门一手策划招募了多位世界级的文学家和批评家，将之发展为文化使节，派驻到苏东阵营，以及美英与苏东阵营展开激烈竞争的新兴国家（参见安德鲁·N.鲁宾所著《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与冷战》一书，商务印书馆2014年8月出版）。冷战的到来，在文化上也造成了知识分子阵营的分裂，知识分子没有可选的回旋余地，只能被动或主动的成为对峙双方其中一方的支持者——他们不再是欧洲的代言人或支持者，而是美国或苏联的拥趸，旧欧洲在失去了最后一块足以凌驾于其他大洲的优势板块后，变成了一个普通而不具有特殊性、优越地位的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