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上演之前，宽客（金融工程师Quant 的音译）被称为“金融宇航员”，是明星级的大人物，拥有无限的荣耀和财富。他（她）们根据量化模型理论，设计出纷繁复杂的数据模型，在超级计算机的帮助下实现最精确的数据分析。他（她）们还创造并推广了信用违约互换”、“合成担保债务凭证”等金融衍生品。

    《华尔街日报》资深记者斯科特·帕特森曾在《宽客：华尔街顶级数量金融大师的另类人生》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描绘指出，宽客们并不在意巴菲特对金融衍生品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警告，也不关心彼得·林奇的投资方法，对于纳西姆·塔勒布提出的“黑天鹅”风险更是嗤之以鼻。批评者在他（她）们眼中纯属老古董。

    重要的是华尔街更青睐宽客，而不是稳定而古板到讨厌的巴菲特。宽客擅长将深奥的数学结构引入金融，华尔街热衷将自己也看不懂的衍生品业务承销给客户，双方都深信市场足够有效；当然，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后者认为量化模型可以有效的祛除不确定性，金融天生厌恶风险，而前者更愿意将他们的工作定义为一场赌博或者游戏，他（她）们太聪明了，擅长胜算、循环心智博弈，还有虚张声势。这看起来是一个完美的组合，量化模型一般情况下有效，即便出现意料之外的风险，足够聪明的宽客们可以轻松应对。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上述组合不仅不完美，而且相当危险。这也使得更多人加入到对量化模型及其理论的质疑之中。一种颇为犀利的质疑是，来自商学院的金融理论专家们通常并没有具体的从业经验，其深信不疑的量化模型理论只是纯粹的理论产物，长期以来拒绝经受实践的验证，这是法学院和医学院等高校其他院系不可能出现的现象。也有人批评指出，复杂理论和模型只是一种高明的借口，借以逃脱鲁莽行为所应担负的责任。

    全球顶级金融专家、西班牙艾萨德商学院教授帕布罗·特里亚纳所著的《教鸟儿飞行：量化模型是否会摧毁金融市场》一书，对基于量化模型有效性的金融理论发表了最为严厉的批评。帕布罗·特里亚纳所说的“鸟儿”是指投资者，而“鸟学家”显然就是金融理论家，后者根据一些鸟儿飞行的数据产生一个量化模型，要求前者遵照执行。“教鸟儿飞行”做法显而易见是荒谬的。

    金融理论和量化模型的提出，应归结为投资者对不确定感的厌恶，希望获得尽可能多的精确性和确实感。帕布罗·特里亚纳就指出，人们渴求具体的指导方针，需要各种附属性的具体指标，追求有秩序的环境，由此带来了金融经济学和金融数学的若干成果。但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金融计量经济学家安德鲁·罗所指出的，“在自然科学领域，3条规律可以解释99%的宇宙行为，但在金融领域，99条规律最多只能解释3%的行为”。遗憾的是，包括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那样的大人物，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才接受金融规律有限性的事实。

    发明金融理论和量化模型是为了降低不确定性（感），但“市场是一组极为出人意料、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事件所呈现出的一种规律性再现的历史趋势的领域”，很难避免预测和建模的显著误差。帕布罗·特里亚纳强调，纳西姆·塔勒布所说的黑天鹅事件并不是金融经济学家和数学家所谓的“百年一遇”、无法预测、可以忽略不计，恰恰相反，金融市场从来就是由各种不可预测的分水岭现象所构成的。“在金融市场中正态分布根本就不管用，而极端概率事件的实际存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量化模型的实质是，基于以前的市场参与者过去的行为来预测当前金融参与者的未来行为。尽管经济学家会强调市场行为的趋同性和规律性，帕布罗·特里亚纳打了一个比方来驳斥这种逻辑：乔治·贝斯特在1960年代的曼联队的进球纪录，并不能帮助人们在今天预测韦恩·鲁尼的得分能力。并且，使用历史数据还将遇到一个无法越过的障碍，“我们怎能确信所选择的历史期间能够涵盖所有可能在预测期间发生的事件呢”？

    任何人及任何理论都无法扮演市场的上帝，“市场是不能被数理所驯化的，如果执意要这么做，我们可能会走向毁灭”。书中详细回顾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及之前的互联网泡沫、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引发的危机，剖解了金融危机之前曾在市场上大行其道的BSM模型；归纳提出，因为撇开了量化模型所不能测量的问题，严重低估了黑天鹅事件的真是概率，所以“在线价值不仅无法测量、预防或者预测巨大的风险，反而有助于风险的发生”。

    《教鸟儿飞行：量化模型是否会摧毁金融市场》这本书无意全盘否定金融理论与量化模型。书作者希望人们认识到金融理论、量化模型的局限性，重新重视常识和“街头智慧”，从而让金融市场摆脱技术性、量化金融专业一家独大的统治。这个世界上，价格是由情绪、供应和需求决定的，技术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并加快信息传递速度，但至少在目前，还不能作出精准的预测。理论和模型需要服从于直觉，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