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亨利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世易时移，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墨西哥在经历近20年的稳定发展之后，目前拥有190万个制造业岗位，创新中心层出不穷，高新产业日新月异；在2001年至2011年，巴西让2 000万人摆脱贫困，跨入了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的行列；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非洲东部国家博茨瓦那的人均GDP增速居世界首位。曾经被贴上“第三世界”标签的国家正挤入“第一世界”，而美国及欧洲各国近些年则受到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重创。由此可以看出：未来全球经济的繁荣，既取决于“第一世界”国家自身能否稳住阵脚，又史无前例地取决于新兴市场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是至关重要的。在未来的岁月里，所有人都休戚相关，要么都成为赢家，要么都成为输家。而决定最终结局的关键，在于发达国家能否拿出谦卑的态度和勇气来汲取第三世界的经验，以促进“第一世界”的经济增长。

　　这种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时运逆转是如何出现的呢？不久以前，中国还在贫困的泥沼中苦苦挣扎；墨西哥引发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巴西遭遇了世界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些国家（及其他类似国家）是如何实现这种令人惊诧的经济大逆转的呢？答案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自我约束。历史分析发现，第三世界之所以发生了令人瞩目的转变，其原因就在于“自我约束”。国家要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自我约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好比一个人，他从小所显露出来的延迟获得满足的自制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未来取得多大的专业成就。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而喻、无需赘述的，不过，解释一下“自我约束”这个概念也许会让你感到惊讶。

　　在当前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下，各行各业的权威人士和政策制定者总是把自我约束与采取极端措施的勇气相提并论，这是错误的做法。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掀起的财政大辩论中，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目前实施的大面积削减预算的紧缩政策，可以让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复苏。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则认为，在经济恢复强劲增长之前，各国政府需要一直维持赤字支出。在错误的时机削减支出，让本已疲软的经济失去控制的政府决策，可能和在经济过热的形势下扩大浪费性支出的政府决策一样，都是缺乏“自我约束”的。自我约束，并不是说要“速成食疗”，也不是说要“暴饮暴食”，而是说要始终坚持良好的饮食习惯。

　　自我约束偶尔要求采取特别措施，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谨慎为勇敢之本。好的经济政策需要的与其说是实施大刀阔斧式变革的一时之勇，不如说是在多年里为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准而进行权衡取舍的力量和勇气。在这种背景下，自我约束意味着自我控制和恪守对未来的承诺，意味着要抵制诱惑，杜绝采纳一些完全契合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政策，而是时刻保持警惕，追求务实的、中立的繁荣之道。

　　同时，自我约束还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自我约束不属于某种在某些国家永远存在、而在其他国家却永远不会出现的固有特征，它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不定。在很多人心目中，德国是最具自控精神的典范，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大肆印钞，导致全国陷入史无前例的恶性通胀和经济混乱之中。在更近的2011年夏天，美国政府在联邦债务上限方面出现尖锐分歧，濒临债务违约的边缘，以前几乎没有人会想到美国也会出现这种不计后果的鲁莽行为。发达国家已经不再像他们自认为的那样是善于克制的典范了。

　　随着自我约束模式的变化，我们需要承认经济版图也在发生改变。发展中国家已经取得了令人惊讶的进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巴西，没有哪位理性的观察人士曾把巴西正在实施的经济政策描述为“自我约束性”政策，但自1994年以来，由卡多佐、卢拉和罗塞夫等担任总统的连续几届政府一直都在坚定不移地推行自我约束性的政策。政策重心已经偏向于审慎、自控且持续关注于长期。在70年代早期，中国政府很少有官员了解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但4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通过采取加快基础设施投资的措施，对2008年至2009年的全球性衰退做出了坚决的回应。1 其结果是，中国不仅维持了自身令人惊讶的高速增长，而且比起其他国家，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有效率的政策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不断增长的经济能创造就业，拓展机会，帮助民众养家糊口。如果我们想要弄清楚经济改革产生效率结果的地点和时间，即了解改革如何推动了新兴国家的繁荣，或许已经推动了深陷债务危机的第一世界国家的经济复苏。那么，我们就必须超越个人观点，找到合理的方法来评价过去35年来的政策变化对全球数十亿人的物质财富的影响。

（作者为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