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法德两国实现了历史性的和解。这两个欧洲大国发起的煤钢共同体，促使经济上实现了融合。煤炭和钢铁是工业社会运行，更是战争机器发动的关键，实现这两种战略物资生产流通的联合，就事实上扫除了联合各国彼此开战的基础，欧洲团结联合至此成为可能。从煤钢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在苏东剧变后，又升级为欧盟，陆续接纳了一大批东欧和中欧国家，后来又诞生了欧元。21世纪的头十年，欧洲团结联合的前景似乎无限光明，文艺青年、创业家、政客都在大谈可能的欧洲共和国。

    而今看来，十几年前、几年前的愿景，有些盲目乐观了。欧债危机揭破了欧洲大国之间、“新欧洲”与“旧欧洲”之间、财政纪律严明的北欧西欧国家与管理混乱的南欧国家之间的巨大矛盾，各国的福利政策也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在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的背景下，欧洲许多国家的民粹主义再度抬头，排外盛行。尽管德国的默克尔，以及法国的萨科奇、奥朗德努力维系欧盟的团结，但仍需顾及国内选民对巨额援助希腊等“失败国家”的强烈反感情绪，还得分心去应付一直就对欧洲大陆若即若离的英国。

    欧洲为何会走到一个内部矛盾重重的境地？欧洲以及美国的政治家、政治和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都在思考。人们意识到，生前有“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美誉、曾执教于剑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名校的已故历史学家托尼·朱特（1948-2010）极富远见。

    托尼·朱特2005年出版巨著《战后欧洲史》，全面展现了整个欧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面貌，刻画了欧洲二战后卸下曾经的霸权王冠，变成普通国家、普通大陆，走出战争创伤重新建设家园与秩序的历程。而在此后出版的小书《论欧洲》中，托尼·朱特更是简明而深入的阐述了欧洲联合的内生障碍和隐患，指出冷战结束后激越推进的北约、欧盟东扩，塑造了虚假的“（大）欧洲”理念，忽略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矛盾，扩张越快，隐患越多。按照托尼·朱特的观点，欧洲应放缓由各国政治家和银行家推动的扩张，以及形式上的密切联合，在制度建设和社会融合上发力，才能为欧洲团结联合扫平障碍。

    《论欧洲》一书受到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及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尼尔·弗格森的高度评价。这本书的观点对于东亚和东南亚（中日韩+东盟）的团结联合，以及南美、非洲跨国家合作也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托尼·朱特在书中首先指出，人们通常对法德联合发起煤钢共同体，成为欧洲融合团结起点一说深信不疑。但实际上，早在19世纪，就曾出现过多个版本的欧洲联合观点，而在一战后，法德两国也曾建立过类似的贸易联盟。事实上，煤钢共同体建立后，法国在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还出现过多次摇摆，最终是因为法国的经济实力衰落，需要更多方面借助德国支持。而欧洲一体化中的共同农业政策，出台的背景也在于讨好选民，没有从经济融合和贸易市场统一的角度作出考量。这些都意味着，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力量对比发生较大的变化，就会触动一体化关系中的机制安排，部分国家会开始想办法拒绝承担过多义务。

    从煤钢共同体到欧盟，也回避了欧洲不同区域极大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差异。托尼·朱特指出，欧洲人长期以来共有并将之联系起来的纽带之一，恰恰是分裂意识，既有民族、族群之间的界限意识，也有信仰、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观点差异造就的更大裂痕。一战后和冷战后，很多政治家都期望能够摆脱各个国家、各个族群之间的仇视，但事与愿违的是，“富欧洲”与“穷欧洲”的事实存在，以及多民族国家在资源分配和宗教信仰、民族观念融合方面的败笔，相反激化了“战斗意识”。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书中还曾谈到，二战结束后，西欧、南欧和中欧许多国家都加入了北约阵营，为了对抗苏东阵营，没有对纳粹法西斯进行彻底清算，也相当程度上回避了民族、宗教等敏感问题的讨论，将相当多的矛盾遗留了下来。

    并且，无论是二战后苏联在东欧国家所做的产业规划，还是同期借助马歇尔计划而实现的欧洲重建，产业结构都存在重大缺陷，即服从和服务于美苏两强的经济需要，这是导致欧洲许多国家经济发展活力不振，缺乏后劲的根本原因。很显然，欧洲融合必然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更为棘手的是，这将让包括法国、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无法长期支撑福利国家的负担，反过来必然要走到本土居民排斥外来移民、反对人员跨国界自由流动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