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4年，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在其备受争议的《蜜蜂的寓言》中，就作出了后来被亚当·斯密和哈耶克发扬光大的断言，个人自利会实现高度合作，从而创造社会福利，保障公共利益。曼德维尔还认为，脱离个人自利的道德主张，会造就一个虚伪的社会，市场繁荣也将无法实现。自此起，资本主义最好的一面就一直被比作蜜蜂，勤奋的创造者，会自发形成有效的合作秩序，是最好的市场。

    300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足以证明曼德维尔的远见。资本主义激励着投资者的投资、企业家的聚集和创造者的创造，还将促成更多消费，市场会自动推进，不断提高，创造满足人愿望和需求的更好方式。为了达成这项需求，资本主义创造了现代教育，促成了文化交流，并一代又一代的传递企业家精神。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资本主义通常情况下还会促成法治，强调制度的有效性和正确性。资本主义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褒奖知识和技术创造。

    以上描述，是一种简化叙述。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规律性和多层次的复杂性，在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未来的价值成为具体数字，知识乃至于一切价值被数字化、财产化，这样也均是为了更好的推动投资。这就带来了两大问题，一是秩序与发展的脆弱性，二是现存价值与价值代表物之间不稳定的关系，行为主体有动力去参与掠夺行为或搭便车，二者相互关联。

    英国著名的智库专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大学和墨尔本大学的客座教授杰夫·摩根，曾担任英国两任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的政策顾问。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具有双重性，即具有蜜蜂（创造者）角色的同时，也经常扮演蝗虫（掠夺者）的角色。杰夫·摩根解释指出，掠夺者并非仅仅是经济学家通常所称的垄断行为，更可以泛指将带来租金（不平等权力的结果）的行为。这种双重性，常常同时出现在某一市场行为，比如某些企业家创造了新的价值，但也具有掠夺性，包括侵吞他人专利，滥用市场优势打压供应链伙伴和员工。而那些凭借股份的食利者，是很明显的搭便车的例子，与19世纪及更早以前的资本主义伦理性（推崇生产性和辛勤耕作）也格格不入。

    杰夫·摩根在其所著的《蝗虫与蜜蜂：未来资本主义的掠夺者与创造者》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的掠夺性给予了梳理与批评。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投资、资本收益，通常是以正态分布的失衡形式来发配的，绝大多数参与者、贡献者收之甚少，很少的一部分人则获得几乎是魔术般的回报。而从能源、资源消耗的角度来看，少数人占据较多的消耗份额，更多人消耗更少，却需承担同样甚至更多的环境破坏代价。杰夫·摩根还指出，现代工业和金融资本的运作方式，以其复杂性还侵蚀了人们思考和判断的能力，鼓励沉迷和短视行为，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即为次贷危机，最终影响到人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杰夫·摩根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动态的体制模式——在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掠夺性逐渐压倒了之前的创造性，奖励了那些索取者和掠夺者，在法律范围之内通过不对等的压榨崛起价值而非创造价值——他希望今天的人们能够进行再一次调整，让“蜜蜂”胜过“蝗虫”，并以此解决摆在当代世界面前的资源危机、环境危机、贸易危机和精神紧张。他在书中回顾了资本主义上升期（近代历史阶段）若干个版本的乌托邦思想，指出乌托邦无法成为现实就在于承诺得过多，而做得太少。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社会及技术发展到尽头，也孕育出可以推动下一次重大调整的机制条件，包括生态压力、资源压力、重建道德秩序的愿望、摆脱现有利益分配方式的群体愿望。

    《蝗虫与蜜蜂：未来资本主义的掠夺者与创造者》第8章解释了一种普遍的假设，即资本主义趋于更好未来所发生的调整，将与更多更好的技术应用相联系。技术创新及应用具有两面性，既有改善资源配备、增加社会总福利的创新及应用，也有造成更大污染、破坏秩序、侵犯他人权益的技术。但值得注意的是，技术演化和创新的趋势越来越趋向于合作完成，公共资金投入驱动的基础项目，以及借助互联网等协作平台而实现的合作项目占到的比重越来越大，为技术进步成果的享有从掠夺性转向创造性提供了可能。作者在第9章中进一步指出，新的经济将成为“健康、看护和关系经济”，这不仅将提高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而且也将塑造可循环的经济，会有大量的非营利组织参与志愿服务，而这些组织的贡献也将科学的计入社会价值和社会发展的衡量体系，意味着蜜蜂的重新胜出。

（作者授权，经济参考网独家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