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提出并很快得以推广的科学管理和流水线作业，异化了作为劳动者的人。工作变得前所未有的单调。自动化渐渐成为现代工业一种不可能逆转的趋势，凯恩斯1920年代就曾发出哀叹，他发明了“技术性失业”一词，指出自动化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消失。

    二战后，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全球经济迎来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复苏增长期，失业率非但没有增长，反而降低了。一些经济学家和科学家坚称凯恩斯错了。但在1970年代后，随着世界特别是欧美工业化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技术性失业的现象终于开始普遍呈现。随后，计算机、互联网迅猛发展并推动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让大量的传统行业和职业成为牺牲品。许多人相信，创意阶层是科技和文化进步的受益者，更能适应时代的变迁，不会成为牺牲品。

    新的革命开始了。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教授、《斯隆管理评论》主席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与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数字商务中心首席研究科学家安德鲁·麦卡菲在合著的《第二次机器革命》一书认为，第二次机器革命正在袭来，将对包括人们此前认为不会受到冲击的创意阶层职业形成颠覆性冲击，受到影响的也包括现有的商业组织模式和社会管理方式。当然，书作者也乐观的谈到了数字化技术驱动下的第二次机器革命将为人类带来的福祉收益。

    这场新革命由何而来？这要回溯到摩尔定律。摩尔定律不甚准确（有所低估）描述了计算机行业的发展速度，揭示出指数增长的魅力。指数增长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在前期常常显得平淡无奇，开始实现跃升时尽管显得突兀，但得出的数字（增长）还属于人们经验范畴，在越过一个临界点后，则将得出令人惊愕无比的大数字，完全超出直觉和经验。

    数字化技术而今可以向人们提供在车流中行驶的无人驾驶汽车，可以轻易战胜人类选手的超级计算机，自动创作生成的文章和乐曲，廉价、灵活的工业机器人。以siri为代表的语音识别技术及相应智能装备越来越接近廉价、好用的普及临界点。更不要说地理、气象、医疗等领域，智能计算机、机器人已经在最近几年实现的突飞猛进进展，这些装备结合3D打印技术，已经具备了指数化、数字化和组合化特征。更进一步，数字化机器已经摆脱了过去长期无法摆脱的发展制约，开始在模式识别、复杂沟通以及其他及其人性化的领域展现出广阔的发展空间。

    书作者分析认为，数字化技术正在推动各行业产业层面迎来更快的增长，金融危机及随后到来的经济萧条也不足以对冲这样的增长活力，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技术将持续以指数级速度增长，凡是能够适应于这种增长的组合式创新将从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作者也指出，新经济带来的增长，将可能无法用旧有的GDP来衡量。比如，互联网时代大行其道的免费模式，甚至可能推动GDP的下降，这就无法反映人的生活质量发生提升的事实；同样，开源模式、众包模式，也很难为GDP体系所反映。因此，数字化技术带来的新经济、新商业，需要用更能客观反映社会发展和幸福感的指数来替代。

    硅谷“游侠”凯文·凯利在1998年写就的《新经济，新规则》一书中曾提出“回报递增：胜利连着胜利”原则。《第二次机器革命》这本书进一步清晰的揭示出新经济时代的财富分化特点，简言之就是“赢家通吃”。各类领域、行业都将出现所谓的超级明星，过去依靠地理距离形成保护壁垒的行业中低端企业和从业者将面临更大压力，特别是从业个人的发展空间将受到数字化技术带来的无情挤压——数字化技术“制造”出的创意产品，包括文章、音乐等，仍将逊色于天才，但要比常人优秀得多，影响各个传统行当大多数人的生计。

    技术进步冲击劳动力市场，从近代以来就显得无可逆转。当然，书作者也指出，目前及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机器在许多领域还不能彻底替代人，但负面影响将首先导致以低成本劳动力作为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和个人，逐渐平移到工业化国家和创意个人。

（作者授权，经济参考网独家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