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城市？谁的城市化？

    最近几年来，市民发起的城市社会行动在我国许多城市都曾上演。社会行动的诉求目的，在于争取权利，要求城市管理当局、规划部门、教育部门、交通部门等方面改弦易辙。有趣的是，一些行动是希望促成共享，让更多的市民平等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等公共资源，而另一些行动则是反对共享，比如反对市政路通过实行封闭管理的大型社区，即便市政路规划早于社区。在某些特定问题上，促成共享和反对共享的市民会发生激烈的观点交锋。

    经济学家、经济史学者经常强调市场造就了城市。市场之力在于明晰产权与其他具有排他性独享性质的资源、空间归属，仅有这一点无法形成城市，更不可能带来城市繁荣。城市必须具有共享资源，包括经济、技术和文化价值，否则无以凝聚。

    中国城市、城市化面临很多深层次矛盾。这其中就包括共享与反对共享的矛盾。市民特别是所谓的中产阶层居民、富人阶层居民既希望获得更多有利于己的分享便利，又强调这种分享不能影响自己通过更高付费创造的排他性独享空间。这种矛盾不应简单解读为基于利益立场的分裂式、错乱式思维，而应看到更深层次的来源：城市公共物品、共享资源是紧缺的，且越来越紧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前述紧缺，是因为而今这一轮城市化的模式和动力塑造的。当城市化与新自由主义政治结伴而行，不仅努力明晰一切独占资源的产权，而且引入经济学法则，来为公共物品定价。共享资源实现了资本化，当然就需要服从价高者得的要求，即便这种要求意味着共享资源变成另一种独享资源。回到上段所述的矛盾，希望独享付费排他性空间的富人似乎没有错，而要求获得公平保障的其他阶层居民当然更没有错，那么，究竟是谁错了呢？

    美国纽约城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具有广泛影响的多学科著名学者戴维·哈维（曾著有《地理学中的解释》、《社会公正与城市》、《世界主义与自由的地理学》、《新自由主义简史》等作品）在《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一书中提出了他的见解。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城市权利及其被资本剥夺、侵蚀的过程，第二部分讨论城市权利侵蚀殆尽，平民掀起的反抗。

    城市化可以创造大量需求，一定情况下有助于城市及其所属的经济体走出衰退。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借助债务融资，通过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来解决剩余资本的出路问题。更大、更新的城市（城区）通过消费、旅游和休闲环节，将城市生活转变为以低俗消费来吸收庞大盈余的方式。19世纪中期法国巴黎启动的城市改造，就清晰的体现了这样的以改造走向繁荣的思路。而在20世纪的美国，郊区化使得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发生进一步的改变，消费需求被更为踊跃的制造出来。

    城市化很难避免代价。郊区化就掏空了城市中心，造成中心城区的衰变，这在20世纪晚期以来的欧美国家尤其显著。而在郊区化版本之前的大规模新建、改建的城市化，就必然要剥夺平民、贫民的权益。“以改善市政、环境以及城市革新的名义，声称为了公共利益，使用征用权”，让改造带来的地块升值等主要收益集中在市政当局、地产商和金融资本手中。这一过程以创造共享资源、公共空间的名义启程，却往往以共享资源和公共空间的私人化告终。资本一直偏好把社会再生产成本作为某种外部性，不为此承担市场责任。城市空间的资本化、私人化，也就带来空间的隔绝。

    并且，原先那些居住在城区或者郊区等具有潜在开发价值的区域的平民，会和被定义为污染产业的项目一起转移到远郊，这样一来，迁移对象就根本不可能享受到留在原地以更高标准建起的公共空间。20世纪末、21世纪初，世界许多地方仍在延续拿破仑三世150年前的改造逻辑。戴维·哈维指出，城市化在吸收剩余资本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在不断地扩大地理范围。带来了不断建设性摧毁的过程，也剥夺了城市大众的城市权利。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自由主义的城市政策风行全球，强调要尽可能减少、剪除向弱势街区、城市和区域转移支付，而应将资源注入能够带来增值效应的增长极。由此驱动的新兴市场国家最近十多年的城市化，也就更为清晰的、更为迅速的集中城市剩余资本。在这样一种增长逻辑制造出来的“新型城市”，居民居住、外来者进入似乎都没有什么门槛，前提是要依托于虚拟资本流的持续膨胀，用毕生财富去购置房屋资产；再在泡沫破灭之后，以低价抛售严重贬值的房产。戴维·哈维强调，这就是在大规模、制度性掠夺侵犯弱势群体。

    2007-2011年，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上演了反资本主义、反全球化的社会运动。尽管这些运动在资本主导的媒体的话语范围内，被说成了无赖暴动，但清醒的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还是从一系列的社会运动中提取出抗议的深层次诉求，抗议者所主张和索取的是城市权利。抗议者是现有城市化逻辑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