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潮来源于社会在危及处境中的反应，往往有着这样那样良好的初衷，却最终因为制造错误结果、严重后果而让社会面临危险甚至解体。

    通过审判，彰显正义，使人们继续遵从制度秩序，这是古往今来审判的共同功能，或者说价值追求。尽管审判以正义为目标，却很难真正予以达成，大量的障碍因素，包括政治制度、社会观念、群体心理以及审判制度本身的框架设计，都会影响审判公正。美国俄亥俄州前检察总长吉姆?佩特罗在任期间（2003-2007年）推动该州建立了包含重罪犯和轻罪犯在内的基因库，经基因图谱比照发现，许多所谓证据确凿（人证物证齐备）的案件，其实都是冤案，不在少数的已被判处重罪的嫌疑人因而被解救释放（《冤案何以发生：导致冤假错案的八大司法迷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这一事实也提醒人们，审判公正的结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获得。

    曾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哈佛大学学习历史和法律的纽约律师协会会员、作家萨达卡特·卡德里所著的《审判为什么不公正》一书，是从法律和社会史的角度，回顾了西方历史上司法体制、审判模式、司法原则的演化情况，揭示了历代有代表性的审判不公现象及突出个例，介绍了针对这些不公现象和个例而在立法、审判等环节所作的改进。这本书所述的历史事实，可以让人充分认识到维护司法公正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困难程度，政治和社会正义是如此轻易的被极端社会思潮、政治权力、经济利益所扭曲，纠错更是难上加难——这些都提醒今天的人们，应该以最最谨慎、冷静的态度来对待审判。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已经出现了形式上颇为完善的法律典范和审判体系，对杀人者等不义者的审判更是被赋予了神意色彩，罗马人已经形成了影响后世的契约法和财产法。书作者认为，这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希望以集体正义替代私人复仇的价值追求。但这一阶段的审判，仍充斥着大量的由迷信观念驱使的“神明裁判”方式，比如将嫌疑人捆绑起来沉入河中，浮起来就表示有罪，沉下去则说明无辜。而在12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被告人甚至可以将指控转嫁给无罪的旁观者，还可以挑战证人。

    12世纪末，教廷批准了一种新的刑事审判程序：纠问式审判。应当说，这种程序优于“神明裁判”方式，被告人可能借此诘问原告和证人，提供自辩。需要注意的是，自此开始的几个世纪内，受到起诉的大多数嫌疑人在推上法庭时，其实已经道德定罪，也就是他们被指控犯下了异教徒罪过，上法庭只是为了走一个程序，取得嫌疑人的认罪供述，以“教育”旁观人服从秩序。为了让嫌疑人“配合”，大量残酷的刑罚被发明出来，让人痛不欲生，宁可选择服罪速死。这种形式的审判其实已经失去了正义裁决的功能，而只是满足政治和宗教统治的需要。在《审判为什么不公正》一书的第六章，我们还将看到苏联斯大林统治时期，肃反审判模式实质上跟中世纪教廷确立的宗教裁判是一致的。

    纠问式审讯造成了大量冤案，也引发了平民乃至部分精英人士的强烈不满，这为欧洲国家健全审判模式提供了契机。从秘密审讯转向公开审判，从肆无忌惮当庭对嫌疑人给予刑讯到约束刑讯，最终禁止刑讯嫌疑人，都在显示司法进步。

    英国一贯是欧洲大陆各王室国家和教廷的仇视对象，独立于欧洲大陆探索出另外一套审判模式，即我们今天熟悉的陪审团制度。陪审团制度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陆法系的纠问法官过度采用刑讯，还可能纵容被收买而撒谎的证人。12个无偏见却很可能毫无法律常识的证人的主观意见（根据庭审观察及对证据的判断），究竟能否替代一个或几个法官的专业理性，也就此成为两大法系长期争论的焦点。《审判为什么不公正》书中也承认，英国审判引入陪审团后，在相当长时间内也受到检察官或法官的主导，后来以法治捍卫者面目出现的检察官爱德华·柯克，曾主导了一场英国历史上最为粗鲁、最最无法无天的审判，连绵不绝的谩骂和陷害嫌疑人，出示了拒绝出庭的证人的单方面证言，以国民对国王的忠诚强迫法国和陪审团对嫌疑人定罪。

    欧洲大陆和英国分别建立了两套不同的刑事司法模式。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套模式都栽进了长达数个世纪的迫害女巫潮流。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林德尔·罗珀在《猎杀女巫：德国巴洛克时期的惊惧与幻想》（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2月）一书介绍，15世纪晚期到18世纪的文明时代，欧洲大部分地区四处蔓延着猎杀女巫的行动，多以老年女性为猎杀对象或将之送上审判台。林德尔·罗珀解释指出，当时的宗教改革分化了信教人群，双方都有对另一方开展抹黑宣传的动机；已婚多育的妇女承担着延续后代的重任，但医学、医学心理学的发展尚未达到满足这种保护要求的水平，因而社会人群迫切需要找出让婴儿、儿童夭折的替罪羊；司法体系均缺失必要的程序监督环节。当然，相比欧洲大陆的疯狂，因为宗教迷信带来的极端社会思潮水平发育较弱，英国司法体系卷入迫害女王的程度相对较轻。

    《审判为什么不公正》一书还介绍了16世纪前后，在欧洲各地纷纷上演的对动物进行审判的怪诞往事。这仍然是从宗教迷信衍生出来的非理性社会思潮。

    进入近代及后来的现代，刑事侦查和鉴定等技术更趋成熟，警察部门更为专业化，法律体系大幅完善，法官通常情况下必须经历过严格专业训练，注重证据和人权的理念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世俗理性主义驱散了宗教迷信。这就使得，在我们所称的西方社会，除了前苏联及其控制下的东欧国家，审判公正的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一些荒诞可笑的枉法裁判旧事已经不可能重演。新问题出现于很可能超出国家边界的战争犯罪审判，《审判为什么不公正》一书评述了二战结束后针对纳粹德国战犯的争议审判、美国越战后对战争期间屠杀平民的美国士兵的不公审判（以政治需要将杀害了100多名越南平民的美军士兵无罪释放）、国际法庭对前南斯拉夫地区相关国家领导人的审判、9·11后美国对恐怖主义嫌犯的争议审判，指出国际国内审判公正的实现仍面临诸多方面的现实障碍，仍有待于人们通过努力争取来推动司法体制和审判模式的继续演化进步。

    卡尔·荣格曾意味深长的指出，一个社会在危急的处境中就会忘却它的梦想。纵观西方历史上的审判不公现象和个例，公正公平往往让位于政治和社会压力，甚至被一时的社会思潮所左右，以荒诞并根本背离法治原则、法律条文的结果挫伤人们对法律和社会的信任。社会思潮来源于社会在危及处境中的反应，往往有着这样那样良好的初衷，却最终因为制造错误结果、严重后果而让社会面临危险甚至解体。

（作者授权，经济参考网独家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