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有化向民营化 改革的路径
2014-08-28    作者:胡艳丽    来源:经济参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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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文魁
出版:中信出版社
  “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繁荣的、以民众福祉为上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民有产权能够自由伸张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国有产权排挤民有产权的社会。”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文魁新书《解放国企:民营化的逻辑与改革路径》的立论基础。一本书读懂国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是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权威的国企改革蓝图详解。

  中国30余年改革发展之路,是一个后发展国家不断突破自身历史、政治、文化后遗症的痛苦过程,同时也是迅速吸收、拷贝世界发达国家数百年发展经验,实现异质文化与传统文化碰撞融合求新求变的过程。如果从一个广角的镜头来回望这一段改革历程,难免有雾里看花的感觉,但如果从牵一发动全身的国企改革路径来看,更有助于透视、理解一个庞大国度在发展中遭遇的必然和偶然,也更易于看清一个国家在再改革时期,需要面对的诸多问题。

  由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张文魁研究员所著的《解放国企:民营化的逻辑与改革路径》一书,通过回顾中国国企改革走过的路径,全面分析了国企改革在不同阶段进行不同选择的动因、产生的效果以及引发的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作者在书中剑指中国近十年国企改革停滞,认为这将极大限制国民经济增速,扼杀国内经济活力,以至因国企享受的资源配置、行政保护等特殊国民待遇引发深层次矛盾。作者为未来国企的民营化改革提出了明确的日程表,对中小型、大型、特大型国企的转制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回答了诸如“国企改革到底应该怎么改?中国是否应该停止国企产权改革?国企与市场经济融合了吗?”等一系列备受争议的国企改革问题。就思想的广度与深度而言,此书堪称是一本全面探析国企改革路径,融学术、思考、实践于一体的力作。

  高歌猛进的经营权改革

  作者在书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我国国企在控制权改革方面比较激进,但在所有权改革方面比较保守,从而形成了国企改革的中国范式”。

  “文革”之后,百废待兴,国内供需出现极大逆差。此时中国除了少量集体经济外,工业生产制造几乎被国企包揽,而要想调动国企生产积极性,国家放权让利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1978年,四川化工厂等六家国企率先请求地方政府对他们实行放权让利试点。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企业并不需要具有良好的市场眼光,只需交付产品便可以直接实现从生产到销售再到产生利润的直线转化。这六家企业的试点改革在较短时间便产生了企业和职工利益双丰收的良好示范效应,推动了中国国企改革从试点到普及的迈进。作者认为,在当时特定的大背景下,国家放权让利,为国有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松绑只是出于一种对常识的回归,对国内需求的回应,其实质是由企业到政府、由地方到中央,由下至上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进行的改革试探。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小试身手便大获成功,为下一步对国企实行经济责任制、租赁制、承包制做出了极好铺垫,一场不涉及所有权改革的经营权改革轰轰烈烈由此展开。这种放权让利,在改革初期成本相对较低,引发的社会矛盾相对较少,但同时也为由此衍生的体制公平问题、国有企业“内部人”利益问题、国有资产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应承担的责任问题,埋下了诸多隐患。同时,经营权变革的季节性丰收严重阻碍了人们解决国企效能低下,占用更多资源、享受更多权利,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等深层次问题的决心和推进进度。这些问题一直延续至今,在多方利益博弈中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系统的解决方案。这场以实用主义为先导的国企经营权改革,更类似于一场临时性全国经济系统大急救,它回避了国企自身的体制困境。

  动作迟滞的所有权改革

  中国经济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曾提出国有企业所有权改革,其有几方面的考量:一是参照国际惯例国有企业通常只涉足关系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则交由市场调校解决;二是政企不分的体制弊病导致国企难以实现与市场真正对接,市场无法让低效甚至失效的国企按市场规律退市;三是在国企经营权变革代替所有权改革,导致经营者挟国资以令政府,对民资产生严重挤出效应,不利于市场竞争。

  任何的改革理想在遭遇错综复杂的现实之时,总会显得苍白无力,中国的国企改革不仅未能得到有力的持续推进,在近10年反而陷入了停滞。来自地方政府的掌控惯性、权利惯性,令政府部门并不心甘情愿让渡自己的所有权,同时面对改革的未知风险,令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上的得过且过机会主义心态再度抬头。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也愿在经营权改革的幸福温床上继续享受既得利益,而不愿触及国有企业所有权改革的核心问题,这是国企改革最大的阻力点。同时,对私营企业的不信任,也导致了国企所有权改革过程中,一度出现了外资可以低价进入,而对民资却竖起高高围墙的现象。

  “对于推行改革的人而言,风险不仅仅来自于改革效果本身的不确定性,更来自于政治体系、社会环境和改革实施过程中的污点。”悬在探路者头上的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的利剑,同时还有一把人性的大刀。在出售国企过程中,原企业员工的安置问题,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分配问题,对作为国资主人的全体国民公平性问题,在各项保障性、监管性制度缺位,政策漏洞较多的情况下,权力失控,权力寻租问题都成了广受诟病的改革之痛。同时私营企业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假冒伪劣、环境污染、官商勾结等现象更加大了改革反方阵营的声音强度。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私企经营乱象,还是国企改革滋生腐败,这些均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尽管它出现的成因错综复杂,但究其根源仍深藏于人性之中。中国的国企改革不能因噎废食,杜绝这些现象需要的并不是单纯的道德指责,改革停滞甚至是倒退都无益于解决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矛盾。要化解发展中的改革疼痛,需要依赖的是完善的制度、公开透明的程序,以及不断创新的思路。

  依赖先天性优势的国企

  事实证明,中国经济近30年迅猛发展,并非得益于国有企业的贡献,而是更多地来源于民间资本的迅速崛起。1979年以来,国民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约10%的增长,而在这期间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却从80%退到了30%。有数据显示,在2003年到2008年,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资产总额、主营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增长2.7倍、2倍、2.5倍和2.4倍,而私营企业分别增长6.5倍、5.2倍、6.7倍和9.7倍,私营企业的经济活力明显优于国企。值得注意的是,在国营企业低效率、慢增长的运营成绩背后,仍是以资源垄断、行业垄断、政策扶持为前提的,假如剔除国企的一切先天性优势,国企的各项增长率、收益率将跌至负数。

  作者指出,30余年的改革发展之路,国企经历了从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再到黄金时代周而复始的轮转,这样的发展过程是与国际国内的大经济环境相匹配的,但在未来,市场竞争更趋激烈,市场不会再给国企一个不需要技术含量就草长莺飞的粗放发展期。在强调科技、创新、效能、智慧的时代里,深植着行政基因、特权基因的国企,已无法适应需要灵活应变,竞争激烈的市场。除关系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国企必须渐次退出,让权于民、让利于民、还市场公平于民,再次释放民资、外资以及多种经济体的发展活力,使它们能够在市场上拥有可与国际企业平等竞争的资本。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增速放缓,一方面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动荡影响,一方面恰恰是在占据大量公共、行政、土地资源的国有企业效能低下且压迫民间资本,此时国企的民营化成了改革绕不过去的关口,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作者认为的民营化即为“产权民间化、治理商业化”,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国家所有权向非国有投资者的转移,更重要的是公司治理模式的转型,要将过去行政化、形式化再加上内部人控制、分享的公司治理模式,过渡到商业化、实质化,能够实现现代企业治理、权利制衡的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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